六

如果我们把罗塞蒂的妻子这样的女性界定为虽然有一定的超凡脱俗性，但同时又不屈不挠地保持了现实特征的形象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把她理解为一位女巫、一个怪物或者底层世界（Lower world）一种具有魔力的生物，她构成与天使对立的镜中形象。用谢里·奥特纳的话来说，她的位置“既在文化霸权之下，同时又在文化霸权之上（但实际上只是处于文化霸权之外）”。但是现在，作为他者性的代表，她更多地呈现出有血有肉的该死的他者性，而不是启人心智的精神上的他者性，用安妮·芬奇的话来说，表现的是男人觉得“放肆的”欲望，而不是那种天使般的谦卑恭顺，以及为她设计好的“单调乏味”。事实上，假如我们回到开始讨论时就已提到的有关“权威”的文学定义问题，就会发现，怪物般的女性，正在威胁着企图取代她那如天使般纯洁的姐妹，将女性那毫不妥协的主体性表现出来，她们既用那些表明了自己来源的难听的称呼（女巫、淫妇、恶魔和怪物）来缓解“男性作者的”焦虑，呈现他们的权力，同时又显现出自身那神秘的力量来，她们拒绝待在文本划定的“范围”之内，而创造出“逃离”她们的作者的故事来。

正如多萝西·迪纳斯坦已经提出的那样，男性针对女性主体性的焦虑很可能早在他们尚处于婴儿期，完全依赖母亲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体现出父权中心意识的文本保守地认为，每一位具有天使般品格的无私的白雪公主都必须被一位邪恶而刚愎自用的继母所猎杀；而在每一位躲藏在家庭生活之中的、唯命是从的女性容光焕发的画像里，其实也隐含着一个同样重要的负面形象，呈现出布莱克称之为“女性意志”的亵渎神圣的魔鬼般的品质。因此，当男性作家根据传统，对和平鸽的单纯进行赞美的时候，他们也无一例外地痛斥了魔鬼的狡猾——至少当那种狡猾是为了她自己的利益被表现出来的时候。与此相似，刚愎自用和富有攻击性——所有这些男性拥有“重大行动”的生活中所具有的品质——对于女性而言都是“洪水猛兽”，原因正在于它们“体现出非女性化的特征”，因此是不适合于一种“静思的纯洁”的体面生活的。在思考“夏娃的女儿”这个问题时，帕特莫尔笔下那位诗人兼叙述者耐人寻味地强调，

她虽然有着女性的温柔仪态

但我对她的爱已全部消失，

在她的身上，有着女性的所有缺陷，却没有一丝男性的优点。

幸运的是，他的霍诺莉亚并没有上述邪恶的缺陷；正如我们刚才分析的那样，她的魔鬼般的狡猾完全是为了取悦于她的爱人。但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大多数的男性文学之中，和屋子里的甜蜜天使（就像霍诺莉亚）相对应，在外部世界总会出现一个邪恶的坏女人的形象。

举例来说，在萨克雷笔下那天使般的恭顺服从的阿梅莉亚·塞德利（Amelia Sedley）——和帕特莫尔笔下的天使比起来，她可以说是又一位霍诺莉亚，整天做着没有意思的琐事——背后，还暗藏着《名利场》（Vanity Fair）中那位固执己见、充满着自我意识的贝姬·夏普（Becky Sharp），她是一位我行我素的“尤物”，对这个人物形象，小说家是把她作为一个怪物和像蛇一般狡猾的女巫来加以描绘的：

在描绘这位又是唱歌、又是微笑、甜言蜜语、巧舌如簧的塞壬时，作者用了一种最谦逊的骄傲，问他的所有读者，他是否有一会儿忘记了殷勤有礼的条文，把那个怪物藏起来的尾巴露到水面上来了？没有！那些像是怪物的尾巴的东西，或许可以在清澈透明的波涛之下摇动，转着圈儿，邪恶地东躲西藏，污秽不堪，拍打着骸骨，或者围着死尸转来转去；但是在水平面之上，我要说，却没有一丁点儿不显得礼仪适度、甜蜜可人、端庄稳重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