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逃难到异乡

我在北大六十年 作者:陈哲夫




一、家世

我在北京大学60年的喜怒哀乐和苦辣酸甜,同我个人的性格、经历和家庭环境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写我在北大60年的前面,需要简要回顾一下我来北大以前的情况。

1923年4月8日,我出生在河南省临颍县县城东南30里的研岗村。这是一个不大的村落,这个村向东一里多路是西华县,向南四五里路是郾城县,处在临、西、郾的交界处,距离3个县城都比较远,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村子里没有几个读书人,只有一个人在临颍县城教过高级小学。在这个村里,当时住有一百多户人家。不管是地主、富农,还是贫农,都是种地人,只是参加体力劳动的多少有不同而已。有做小本买卖的,在村子里卖点日用小杂货。他们都是穷人,够不上商人的资格。

我的祖父陈焕章(1866~1951.12.25),念过几年书,读的是“子曰”、“诗云”。他完全不懂那些书中所包含内容的意思,也不会写哪怕是很简单的文章,他的文化程度只能记个账什么的。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陈国平(1888~1949.12.14),二儿子陈国忠,是一个大家庭。1927年,他们分了家,陈国平和陈国忠成了两家人。

我的父亲陈国平,是个目不识丁的人。由于目不识丁,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他不会记账,同人家有什么经济上的来往,只能用豆子的粒数当他的账本。他种西瓜,每年要留瓜种,只能用一个红布袋装红瓤西瓜子,用白布袋装白瓤西瓜子。他是个庄稼人,一生种地,是个劳动的好手,他的劳动很出名。由于过度的劳动,他60岁就去世了。在很长的时期内,他就我一个男孩,却有5个女孩,在旧社会,女孩是不参加体力劳动的,我因为爱读书,没有更多的时间参加田间劳动,劳动的任务就落在父亲一人身上。家里虽然也雇了一个长工,但他仍需担负很重的体力劳动。由于没有人帮他干活,他在家里喜怒无常,动不动就骂人,我对他没有好印象。现在想起来,他发脾气也是有来由的,我不应该埋怨他。我从呱呱坠地一个毛头小孩,变成今天一个大学教授,如果没有他的呵护是不可能的。

二、兵荒马乱的年代

1.逃难到异乡

从我出生的1923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是兵荒马乱的岁月。在我7岁那年的1930年,正是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中原大战,河南省成为一个大战场。当时我一个小孩子,当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打仗,也不了解他们军队的番号,脑子里只有北兵和南兵的概念。现在想起来,南兵大概是蒋介石的军队,北兵大概是阎、冯的军队。不管是北兵还是南兵,都有自己的正规军和杂牌军。正规军一般还有点纪律,杂牌军就是亦兵亦匪了。我记得有一股军队驻扎在我们村里,现在我也记不起来他们是南兵还是北兵,据称他们的头目叫王老五,原是豫西的土匪,后来被国民党收编,但匪性不改,是亦兵亦匪的队伍。开始他们还有点纪律,过了不久就开始在村子里绑起票来了。我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在一个黑漆漆的夜里,把我背到匪兵疏于防守的一段寨墙上,用绳子拴住我的腰缒到寨墙下面,然后,他也跳下寨墙,背着我从护寨河里游到河对岸,踏着夜色跑到另一个叫作贾太石的村子里,在那个村子里住了40多天。贾太石是一个同研岗村大小差不多的村子,但这个村子里的居民性格要强悍得多,他们团结,有组织,也有自己的寨墙,他们加强防守,拒绝匪兵进入他们村子里。这股匪兵只有步枪,没有大炮,进不了村子。在一次交战中,村民无恙,匪兵却被打死了几个。在这些日子里,我这个已经7岁并且懂事的孩子,日日夜夜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匪兵杀入村子,遭受迫害。所幸这股匪兵竟没有能进入这个村子,我们有惊无险。

2.深夜脱虎口

1933年阴历9月,那时候我10周岁,不知道是谁的主意,送我到一个叫作七里仓的村子里读高级小学。这个村子距离我住的村子大概有2里路。说实话,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读高小的程度。在此以前,我是在一个极为落后的小学校里上学,学校里的几任教师,都识字不多,更缺乏现代科学知识,他们只有极简单的数学知识,只会加法和减法,连先乘除后加减、大中小括弧运算都不会。老师如此,学生更不必说了。我读高小,完全是不合格的,每天上课,毫无兴趣,只是苦恼。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场匪灾从天而降,我也几乎丧命。

在开学后半个月的时候,阴历9月中旬一个漆黑的夜里,大概是三更天,我正在熟睡,忽然被什么东西惊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同房间睡觉的20来个同学,一个也不见了,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放着暗淡的光。窗子外一阵阵啪啪的枪声和冲天的火光。枪声是从村子的东头传来的。身处乱世的孩子比较敏感,知道是有土匪进到村子里来了。他们大概是从村子东端的寨墙上爬进来的。我十分惊慌,马上穿上衣服,从床上跳下来,慌忙中,裤腰带也找不到了,用手提着裤子,跑出学校大门外。跑到哪里去呢?我没了主意,看见眼前有一片甘蔗园,无奈中,就钻进甘蔗园里躲避。枪声越来越近,我感到天亮之后,这里无论如何是藏不住人的,于是就从甘蔗园里钻出来,向着西面的寨墙跑去。从甘蔗园距离寨墙大约有500米的光景,这里是一片坟墓,杂草丛生,荆棘满地。在这里往前跑,几乎跑几步就要跌一跤。也不知道跌了多少跤,我终于跑到寨墙边。当我爬上寨墙之后,土匪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学校,他们的手电筒光一闪一闪的,令人胆战心惊。此时此刻,我幼小的心灵斗争激烈:被土匪抓住,要花很多钱,会导致倾家荡产,甚至会丢掉生命;如果要从四丈高的墙上跳下去,也可能会丢掉生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跳墙下去。当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往下跳的时候,脑袋里一片空白,只无奈地叫了一声:“我的娘呀!”随着叫声,我落地了。我没有死,也没有受伤。虽然跳下了寨墙,但寨墙下还有护寨河。深秋季节,河水正旺,至少有一丈多深,当时我也不会游泳,跳下去就会丧命。这时候,我也顾不得许多了,拼着命跳下了河。我以为这次是必死无疑了。然而,上帝保佑,我竟莫名其妙地游到了河对岸。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我是怎样游到河对岸的。过了护寨河,走了100多米,还有一条河,这条河的水不深,我趟水过了河。深秋天气,已经相当冷了。我穿着全身湿透的夹衣,冻得浑身发抖,几乎走不成路了。

天依然漆黑,我东西南北莫辨,我冷、我怕、我有点昏迷,我不知道何处是我的家乡,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走。正在为难的时候,有一个早晨起来捡粪的老人,我不知道他是哪个村的人,在我迷路的时候,他给我指出了路。这样,我很快就到了我的村子——研岗村。当我回到研岗村时,我的父母正在村头抱头痛哭。可他们一看到儿子平安地回来,马上破涕为笑了。这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大难不死。

这股土匪据说有两千多人,匪首名叫王佑,在若干年后我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称:“豫西巨匪王佑伏法。”这伙土匪心狠手辣、恶贯满盈,他们在村子里,烧杀奸淫、掳掠抢劫、无恶不作,不知道有多少妇女被他们糟蹋,不知道有多少财产被他们劫走。在这次匪灾中,我的同学中有几十人被土匪绑走,他们中有不少人花了很多钱才被赎回来,有的竟被撕了票,也有人在跳寨墙逃跑时摔死。和我同村的有两人,一个叫吕凤馨,年长我8岁,一个叫吕瑞祥,年长我4岁,他们俩都不幸被土匪绑走了,都是在受了几个月的折磨并花了很多钱后,才被赎回来的。我一个10岁的孩子脱险出来,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奇迹,在附近的村子里出了名。土匪走后,我回到学校取行李,一个老师看见我,十分惊讶地说:“啊,你也跑出去了!真是该不该呀!”(该不该,河南方言,“注定不该出事”的意思)这次匪劫之后,这个小学停办了两年,也许是被吓坏了。我也害了将近半年的大病。

3.日犯郑州,夤夜出逃

1938年9月,我在郑州桐萱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开学不到半个月,还没有正式上课,日本侵略军就进犯郑州,首先派几十架飞机对郑州狂轰滥炸。有一天早晨,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和同学们一起披上衣服就跑,躲在乡下的农田里。敌机在郑州城区及其周边轰炸了一天,飞机一批又一批飞临郑州,一阵阵炮弹轰响,浓重的烟雾遮蔽了郑州。飞机在郑州上空盘旋,就像在我的头上盘旋,炮弹、炸弹的轰响,就像在我身边轰响,这情景可怕之极,也危险之极,我想这次可在劫难逃了,十分幸运,炸弹竟没有落在我的身边。我又活下来了。我在田野里提心吊胆地躲了一天,连一口水也没有喝、一粒米也没有吃。天黑后,警报解除了,我回到了学校,到宿舍一看,宿舍里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学生们都逃走了。看到这种情景,我一切都明白了:日军要进城了。我紧张、害怕、慌乱,肚子又饿,可我顾不了了,卷起被褥就跑出学校,一口气跑了18里。跑到农村一个小食店里,弄了点吃的东西。之后,一眼未眨,又跑了一夜,几天后,我回到了家里。

4.出逃沦陷区失败,钱物被洗劫一空

1943年,我到豫东游击区周口联合中学读书。刚读一年,1944年5月,日寇又在豫东发起进攻,周口沦陷,我又跑回家乡。不久,我的家乡临颍也沦陷了,我被围困在沦陷区。

1945年春天,为了不做亡国奴,我和两位同学(一个叫关琏,一个叫王陆军)一起,装扮成商人,用架子车拉了一车香烟,意图逃出沦陷区,前往国统区的西安考大学。此时,通往西安的铁路因抗战的需要已被拆除,火车不能通行。要到达西安,就要经过很长的敌占区。通过这样的地区,非常危险,这里不但有日寇的各种哨卡,而且还有出没无常的半兵半匪的国民党游击队,还有我党的地方武装。当时我们最害怕的是日寇,他们一般把守在要道通衢。为了避开他们,我们尽可能地走小路。走小路经常碰到的是半兵半匪的国民党游击队,他们打着抗日的名义,实际上干着劫匪的勾当。我们几次被他们抓起来,说怀疑我们是共产党,把我们抓到山上,用绳索把我们捆绑起来,经过几次审讯,找不到什么证据,就把我们放了。一路上,我们时不时地被人拦截,他们把我们身上搜遍,甚至连我们的鞋子也要用手折几折,希望能在其中找出金条来。经过艰难跋涉,我们到达了河南洛阳之西的观音堂。此时日寇在风陵渡发动进攻,去西安的路被堵塞。无奈,我们只好又返回故乡。在路上,我们所带的路费、衣物被国民党匪兵洗劫一空。我们三人只剩下三条命。

5.高考途中,遭遇劫匪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我到一个小学里去教书。1946年7月,我去武汉考学,在从临颍去漯河的路上,碰上了一个国民党军官总队的军官,他用枪口对准我的脑袋,抢走了我携带的全部路费。无可奈何,我找到我的一个老师程百让。程百让原是周口联中的校长,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郾城中学校长。程百让校长资助了我一笔前去武汉考学的路费。这次高考我虽然失利了,但是我念念不忘程校长的恩情。不久,解放战争在河南打响,我同程校长失去了联系,这笔钱我始终没有还上。很久以后我才听说,解放以后他曾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担任过洛阳市市长,后来又到了郑州大学,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自杀身死。每想到程百让校长,我总是不胜伤感,不胜愧疚。

总之,从出生到成年,我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经过生死渡,又过鬼门关,可谓大难不死。这些灾难,给了我说不完的痛苦,同时也锻炼了我的意志和性格。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我是北京大学教师中受折磨、受迫害最为严重的人之一。然而,我却没有走上绝路,我活过来了。我想,这也许因为我是经过多次生死考验的缘故。

三、读书过程中的曲曲折折

1.曲折的小学生活

我7岁上学。我们村这个小学,可以说是个十分落后、破败不堪的学校。学校只有三间破屋子,能容纳20多人。最可怜的是所请来的老师,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可能读过一点“子曰”、“诗云”,没有或基本没有接触过现代科学,譬如说,他们连算术都不会,最多只懂得一点加减法,而不懂乘除法,更不懂四则运算。有的老师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干脆要我们读《四书》。在这样的学校里,我们根本学不到现代科学知识,而只是学会了一些汉字。在我们同学当中,我认得的汉字是最多的,也是记得最牢的。所以,也最受老师的赏识,历届老师都夸奖我,在我的家长面前说我的好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莫名其妙地被送进了七里仓高级小学,所以我的算术课跟不上班。不久,七里仓遭了匪患。我回到了家乡研岗村。回村后,害了一场病。病愈之后,我就在本村小学上学。这次在本村上学与过去不同,我们有了一个新老师,他的名字叫吕心铭,是本村人,过去一直在外地教高小,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回村教起初小了。他懂得一些现代科学知识,完全胜任教小学,我的小学数学知识完全是从他那里得来的。他也十分赞赏我的学习成绩,在我们本村这个范围内给我作义务宣传,于是,研岗村一百多户人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优秀生。1935年,匪劫后的七里仓小学又开学了,我又考取了这所高级小学,而且成了那里的高材生。

2.少不更事,考初中失误

1937年7月,我高小毕业,此时抗日战争爆发。在隆隆的炮声中,我同两个小学同学一起去许昌考中学。许昌中学是当时河南省政府在许昌专区所设的一个重点中学,颇有名气。当时的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场。考完初试,我的那两位同学考得不好,他们提出要回家,不参加复试了,要我也一起回家。当时,我是一个年纪14岁的孩子,自己没有主意,也就跟他们俩一块回家了。回到家,跟父亲说明情况,被父亲骂了一通。于是,第二天我又返回了许昌。待我回到许昌以后,在初试榜上,我看见了我的名字,在150个初试录取的名单中,我名列26,有资格参加复试。他们两个果然落榜。但这时复试已经开始了半个小时。我慌忙地去到教导处要求复试,教导处以迟到半小时不能参加复试为由,拒绝了我的要求。我满怀委屈,流着眼泪,回到了家里。

3.不食嗟来之食,去读私塾

我暂时失学了。在临颍县立中学开设有复习班,只要交学费,就能入学。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入学的手续,以为是一件很难的事。我父亲要我买点礼物求一位我并不认识的姚先生,这位姚先生是我们邻村的人,在县城教育局工作。照我父亲的想法,姚先生同我们虽非同村,也算同乡,他会帮忙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件精神负担很重的事,因为我很不愿意去求一个陌生人。由于父亲的坚持,我只得由一个街坊的兄长带着,步行30里,到县城去找那位姚先生。我们找到了这位姚先生。那时我只是一个14岁的毛孩子,貌不惊人,带的礼物又薄,不受尊重是料中的事。当时姚先生正在同他的朋友们打麻将,对我这个不速之客,不屑一顾,接过一盒点心,在牌桌上分吃了,然后冷冷地说:“回去吧,事成了,告诉你。”接着,仍打他们的牌。我虽然是一个小孩子,但已经有了自尊心。对于姚先生的冷淡态度,我认为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十分愤慨。一出他们打牌的屋子,我的眼泪就扑簌簌地往外流,出口便骂,一路骂了30里。带我同去的那位兄长,一面走路,一面劝我,并批评我的脾气太坏。没过几天,姚先生果然送来了消息:事情已经说好了,可以上学去。但这时我的余怒未消,决心不食这嗟来之食,便奉告姚先生:我不去了。我的这个性格伴了我终生。我的性格当中缺乏媚骨,不肯屈身事权贵,即使在困难时期也不肯去巴结人。这种性格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也影响了我的一些个人利益。不过我至今并不后悔。

就在此时,距离我家5里之遥有一个黄连城村,那里有一所私塾,执教的是一位白老先生。白先生,名庆玺,号君凭,是清末一位秀才。他旧学根底不错,如果不是废除了科举制,他可能获得更高的学衔。此时他在那里教书,他的学问、他的书法,远近闻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走进了那所私塾。这里有20几名学生,他们都比我年纪大,有的大我十几岁。在这里我读《诗经》、《左传》、《东莱博议》,读书之外,还写文章。这位白老师对我的背诵能力和文采都十分满意。有人到学校里来,他就向别人夸奖我,认为我如果在科举时代,可以考中进士,等等。就这样,我这个14岁的孩子,在我家附近的一些村子里就小有名气了。

4.三年的初中生活

1938年暑期,我以第5名的成绩,考取了临颍县立简易师范初中班。在这里,我比较完整地读完了初中。在这所学校,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我的操行却被列为劣等。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我写文章的时候,笔下总爱写同情穷人的文字,这就引起了教导主任蔡鸣九先生的不满,他怀疑我可能受到共产党的影响。这当然是天大的冤枉。在当时,我曾听到过共产党这一名称,但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一无所知,也根本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更说不上会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了。但这位蔡先生却说我思想不端正,我对他的这种责备十分不满。

在一次命题作文课上,蔡先生命了一个作文题,题目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其他同学都积极写作,并准备交卷,而我却拒绝作文。蔡先生问我为什么不写文章,我说:“你说我思想不端正,我不知道文章怎样写才好。”从这以后,蔡先生更不喜欢我了。在这年暑假给我家发的通知书上,在“操行”这一栏内写了个“丁”字。操行为“丁”,是该开除学籍的,但他没有开除我。他在“操行”这一栏内还写了这样的字句:“傲气过人,思想亦无不谬,姑暂留校,以作后观。”蔡先生没有开除我,是因为他认为我的学习优秀。他曾在我写的一篇《纪念哥哥》的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评语:“情真意切,哀婉动人,‘泄出蓄情自佳文’,今于此篇见之。”在这所学校里,我还参加过全县的论文竞赛,题目是《班超投笔从戎论》,我得了第一名,临颍县的县长还赠送了我一把扇子,上面是由他题写的岳飞的《满江红》。此外,三年中,我4个学期获得有六元银洋作奖励的优秀奖。蔡先生没有开除我,大概是由于他对我相当的赏识。接到学校的通知书,我十分激动,在假期中,我跑到学校去找那位蔡先生,同他理论,最后,他把那个“丁”字给改成了“乙”字,那段评语也给抹掉了。

5.读书与家庭的矛盾

前面我已经叙述过我只片片段段地读过高中,加在一起,不到一年。除了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给我的读书生活造成许多遗憾之外,我的家庭内部的矛盾也使我的学习处处碰壁。我的祖父和父亲原本只希望我认识几个字,能在家里记个账就行了,压根就没有想过要我去读大学。我这个在穷乡僻壤长大的孩子,不知道是从何处接受的影响,从高小开始,就立下志愿要读大学,要留洋,要当大学教授。我爷爷认为我的这个想法是想上天,就给我泼冷水,说:“你想上天,就是没有人给你搬梯子。”更大的矛盾则是,我父亲晚年身体不好,他患有严重的气管炎毛病,每天咳嗽不止。虽则如此,他还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除了一个长工外,他再也没有另外的劳动帮手。他动不动就发脾气,或者长吁短叹,对我这个不能帮他干活、又要花钱的儿子自然很不喜欢,对我没有过笑脸。我的爷爷心疼儿子,对我也没有个好脸。有一天,他们父子俩在一起聊家常,爷爷对父亲说:“你命赖呀,你没有好儿子呀!”父亲说:“我权当养活了一个瞎子或者瘸子。”爷爷说:“不如瞎子、瘸子。瞎子、瘸子不花钱呀。”他们聊家常的话被我听见了,我回到屋子里,用被子蒙上头哭了一场。在老人们的眼里我连瞎子、瘸子都不如,这对我的刺激可想而知。

对我的另一个刺激,是我叔叔的家业蒸蒸日上,而我家的经济状况却日益拮据。我叔叔有5个男孩,都是强劳动力,特别是我叔叔的长子——我的堂兄,聪明、能干,又是一个兽医,能挣钱,又广结人缘。当我们两家分家时,两家分得同样的家产,而在几年之后,叔叔的家产竟超过我家一倍以上。在我父亲看来,这完全是因为我无能,特别是因为我读书所造成的。他经常用两家的对比来刺激我,使我十分难受。我父亲还总结了他的社会经验,认为凡是在外面上大学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他常说某某人上了大学不要家了,某某人上了大学后不要老婆了,某某人上了大学后连父母也不认了,最后的结论是:河南人属“土”,种地是根本。他的这些话我都听腻了。当我在家读书的时候,经常用棉花塞住耳朵,不听他们的难以入耳之言。

四、雄心勃勃考北大,两次名落孙山

1.第一次考北大受挫

在中学时代,我对北大没有多少了解,我向往北大是受了别人的影响。那个时代的高中生,都对北大有好感,特别是那些高材生都要报考北大。听人们说北大民主、自由,名教授多。除了上述原因外,有些名人对我有很大的诱惑力。我知道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以及五四时代的许多名人,都曾在北大任教,这就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说实话,我当时的功课不好,并不具备考大学的水平。因为我前前后后,没有读过几天高中。我的语文、历史、地理、英语、化学等课的水平还可以,而数学、物理课的水平却很低。我对自己的缺陷是了解的,但心存侥幸,决心要试一试。1946年,我在武汉参加高考。我报考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者都没有录取。

考大学受挫,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我的自信心、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我不愿意看见亲友和任何一个熟人。我躲在家里,不出家门。在过去,我常常奉父亲之命去到集市上买东西,这以后,集市也不去了;过去,我常常奉父亲之命到田里去劳动,这以后也不愿意抛头露面到外面去劳动了。这时候,我只想一心一意补习功课。但是,我家里没有书籍,特别是没有数学、物理方面的书籍,同时我也孤陋寡闻,不知道什么地方有补习学校。唯一的办法是到外村去借书。我到处打听哪个村有过高中学生,然后就到哪里去借书。以我住的研岗村为圆心,半径15里范围内的村子我都去过,这个范围内的高中生,我都见过。我向他们求援,存有这方面旧书的人也都给过我援助。我十分感激他们,后来我能考上北大,都是他们助了我一臂之力。借到了这些书,我如饥似渴地研读。我像一个在校的学生一样,晚睡早起,读英语,做数学题。这个时期,我记了不少英文单词,也做了不少数学题。我同家里的矛盾也与日俱增,其中的苦辣酸甜,真是难以表达。

2.第二次考北大受挫

1947年,我到南京考区参加高考,我报考了北京大学,还报考了一个英士大学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这次我又失败了。我的失败当然是因为我的知识水平有欠缺,而当时某些学校所出的题目也确实不科学。例如,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出的作文题是《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这句话出自董仲舒的《治安策》,一个高中学生很少有机会读到这篇文章。如果没有机会读过这篇文章,就砸锅了。英士大学出的作文题是《我所知道的陈英士先生》。陈英士先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之一,我对他的情况略有所知,但知之不多。对这样一个人的情况知道多少,并不能由此判定一个人的基本水平。我虽然失败了,但并不服气。

两次考学失败,对我的打击可想而知。我虽然难过,但并不沮丧。我依然顶着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在家半耕半读。1948年暑假,我又准备去武汉参加考试,但解放战争在中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京汉铁路不通行了。我失去高考的机会,又失学在家。

这次在家和过去有所不同。此时共产党的地方部队同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在西、临、郾的边区对峙,有时拉锯,你过来,我过去。那时候,我不懂政治,虽然知道国民党腐败,但对共产党也并不了解,不想参加国民党,也不想参加共产党,只是想读书,并自以为清高,认为读书是不须分党派的。在两党激烈斗争的夹缝中是不好做人的,我对谁都保持距离。不管是国民党的游击队来了,或是共产党的地方武装来了,我都躲在家里,不愿出门,只是复习高考的功课。他们也都用猜疑的眼光来看我。我特别是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政策并不了解,他们对稍微富裕一点的人家,都保持距离,甚至开展对他们的斗争。失学、政治上的疑虑,使我心里很苦闷。我写了这样一首诗表达我当时的心情:“万种闲愁锁心头,长日无计可埋忧,红羊赤马悲丧乱,沈腰潘鬓集牢愁。痛哭不尽长沙恨,蹉跎已怀冯唐忧。怅望家国俱心碎,泪共寒江日夜流。”还有一首类似的诗,现在记不起来了。大概在我的档案袋里还有那首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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