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书中记载的这些风姿绰约、才情高拔的文人士大夫，一个个都是人中翘楚，他们是官员，是文士，是书生，是学者，是诗人，而根本上，是真正的知识人，一生在权力、良知与美感之间游走徘徊。他们时而被拥戴，成为主流文化精英，高居时代文化的巅峰和领袖地位，时而被贬谪荒地、放逐江湖，迅速沦为被边缘化的罪臣。在跌宕的人生命运中，他们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循着共同的心灵根脉走上历史和人生的前台，青少年时代用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理想启蒙自我，确立自己的教养体系和人生目标。陶渊明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牧的“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都是无比美好的愿景；可一旦“入世”，复杂的仕宦环境和真性情立即发生冲突，政治和人性的艰难险阻与儒家的价值信条随即发生抵牾。个人的弱点，历史环境的缺陷，现实利益的纠结，个体与集体的矛盾，总是把热诚的济世愿望和动人的家国理想一次次化作满腔悲情。

当这些儒者们执著而庄严的家国梦破灭，他们的精神世界退向老庄，退向佛禅，退向自然，有的也退向青楼。仕与隐、进与退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永恒的宿命和持久的主题，由仕隐冲突而产生的悲剧美学成为中国古代知识人性情体系的第二个层面。

这群中国古代的知识人，从庙堂退向江湖，从权力退向审美，从集体退向个人，从公域退向私域，他们终于获得了快乐的解放，他们最有能力用柔弱的心灵释放天地间最强大的力量，支撑大道，担当伤悲，背负苦难，就像到洛阳城外打铁的嵇康，辞官归故里的陶潜，在黄州垦荒种地的苏轼，散淡寻常巷陌的柳永，于潦倒困苦中幡然觉悟的曹雪芹。既然这世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剪不断理还乱，翻云覆雨不可测，既然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下，个体生命只是可怜的螳臂当车的弱者，那就把炙手可热的官印交出，把威风凛凛的纱帽摘下，他们抱着古老的木琴走进后院，也走进自己的内心。中国历史上少了一名小吏，多了一位大师。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人学士自然地形成了非仕即隐、非隐即仕的生存方式，致力于“内圣外王”的儒家文化一向被认为是积极入世的，因此，古代隐士文化多被归于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进则仕，退则隐”的行为模式也被归于儒道释互补的结果。事实上，儒家思想本身就包含了进退两个方面，“进则仕，退则隐”在儒家隐逸文化内部是自给自足的，未必外借于道家消极无为的纯粹逃逸，这种“身隐心不隐”的仕隐观，也代表中国不得志之文人的普遍情结。

江湖有酒，庙堂有梦。在儒家的人生态度里，隐逸在更大意义上是与待时而动的曲折进取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不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紧张参与。儒家的隐逸既是反抗的方式，也是待时而动的权变，因此在更大的意义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在残酷的政治现实与士人的人格天地之间开辟了一个富有弹性的空间，这样生命就不会因陷入死角而呈现绝望状态，东山再起就成了普遍期待。事实上，孔、孟等先哲，虽然基本上以布衣终老，但他们的一生甚至包括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没有完全放弃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和投入。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奠定了儒家隐逸思想的底蕴和基调，而且本身也成为一种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