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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倡导的仁义之道在现实中已被统治者窃取，成为他们营私利己、窃国称侯的工具，所谓仁义不过是“禽贪者器”罢了。庄子的《田子方》篇中描绘了一个“真人”。智者不能游说他，美人不能使他淫乱，强盗不能劫持他，伏羲黄帝不能和他交游。死生是件极重大的事，却不能影响他，何况是区区爵禄呢？这个“真人”的精神能穿越大山而没有阻碍，进入深渊而不被淹没。“真人”摆脱了一切物的役使（“物莫之伤”），从而获得了绝对自由。他“无所待”，能作逍遥游，“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陶渊明要做这种“真人”，泯去后天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求得返归一个“真我”。一生只为这一个目标努力。古往今来，能有几个人可以达到这种极致的纯粹？

晋安帝义熙四年（公元408年），陶渊明家遭遇大火，林室尽焚。一场大火之后，片瓦不存，一家老少只能暂居在门前水滨的船上。原本就穷，现在穷得连“家徒四壁”都不如，连“四壁”也烧掉了。大火可以烧掉陶渊明赖以生存的所有物质资源，但烧不去他对生活的最卑微的祈盼和最高贵的乐观：“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他不仅不因此颓唐，反而由一己遭遇触引了对远古太平时代的怀想：“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

他对人生的各种风风雨雨全都持一种通达态度，不会再陷入任何精神危机和心理纠结之中。想到自己一生孤介耿直，却总是遭遇不幸，虽然心情复杂、五味杂陈，可他的心很静很静，委运任化，听任自然。既然自己生不逢时，也就没什么可说的，还是去浇灌我的菜园吧。

蒙受火灾之后，他全家被迫移居到更为偏僻的南村。这里虽然偏远，却住着诸多与他声气相投的“素心人”。陶渊明在《移居》诗中既写到邻里间亲密无间的和谐融洽，又写到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农务，更写到春秋佳日、登高赋诗的闲暇时光。这样的生活是清贫的，也是健康的、淳朴的，因而也是幸福的。“清贫”、“寒素”一类的字眼，在古代汉语中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总是散发着浓郁的道德芬芳，闪烁着晶莹的精神光芒。

美国学者艾伦·杜宁得出这样的研究结果：“消费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人们比生活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他们的祖父们平均富裕4.5倍，但是他们的幸福感不到祖父们的1/4。”对照这位当代西方学者批判消费主义社会的话语，我们不能不感慨：“幸福生活”的“源泉”，原来就在陶渊明那里。

时光如川壑之舟流逝不已，只有松柏经霜寒不变其青翠本色。陶渊明喜欢的是田园，是农耕岁月的田园，是田园里悠悠缓缓的闲情，那才是真正的做主的感觉。人生在本质上是很痛苦的，在这个大多数人并不快乐的世界上，一个人若能闲下来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将是他此生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