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中国街知巷闻的小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座宝库。这本书，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读法。2015年已经来到，在这个移动互联网与新常态等概念流行的时代，这本《〈水浒传〉里的经济学》结集推出，可谓当时得令。

本书作者笔下的经济学，是活经济学的范畴，包括了宏观角度，也有微观解剖，还有梁山企业组织运营分析以及大宋帝国的管理制度阐述，内容相当丰富，有许多精彩洞见。

例如，在作者眼中，如果把梁山泊看作一个公司的话，其发展历程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企业史，有着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等特点鲜明的阶段划分。就像通用汽车可以分为“斯隆掌舵前”、“斯隆掌舵后”，通用电气（GE）可以分为“韦尔奇上任前”和“韦尔奇上任后”，IBM的历史可以分为“沃森掌权前”、“沃森掌权后”一样，宋江到来前后“梁山泊公司”在组织管理上也俨然是两家完全不同的企业。确实，对于梁山集团来说，如果宋江和那些后来的新头领一上山就定好了位次，不管先来者还是后来者，大家就不再有很强的进取精神，因为他们不管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现状。而在取消排名制之后，就相当于在战将如云的梁山泊里放入了一条鲶鱼——待日后出力多寡，另行定夺（座次）——每个人都会想着为自己未来的山寨地位建功立业。这一全新的考核激励体系不但优于“11位头领平均分肥”的梁山旧体制，更是远远强于黑白颠倒的大宋官方晋升机制，必然极大地释放出每一位梁山英雄的内在潜力。从结果上来看，这种激励机制的确带来了强大的战斗力，后来在三打祝家庄、攻打高唐州等战役中梁山泊每次都大捷。

更为有趣的是，作者还能在近千年之前发生的故事案例之中抽丝剥茧，找到合乎逻辑的经济学思维，很见功力。例如经典篇目《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段故事的精彩描写，恐怕没有一个人有异议。而只要是在中学时代读过这篇文字的人，几乎每个人的脑海里都会印下两幅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鲁提辖和欺男霸女、恶贯满盈的镇关西。自号“镇关西”的郑屠，毙于鲁智深铁拳之下，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这个“恶棍”罪有应得。可是，当我们再往深处细究时，就会发现“郑屠案”根本的制度原因——权力寻租的必然结果。当然，施耐庵并没有正面描写郑屠与权力之间的交易，但字里行间却有透露。金老汉对提辖鲁达介绍情况时谈到：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鲁达听了道：“呸！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老种经略相公的儿子）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

由此可见，这个卖肉的郑屠并非一般的街头混混，他之所以能够在当地如此强势，因为官府里有人罩着他，那就是小种经略相公。小种经略相公是何许人也？正是西北当地最高的军事长官之一，鲁智深的大老板。根据前后文的叙述，大致可知道鲁智深的从政之路：始投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后因渭州小种经略相公处无人帮护，就拨他过来做了个提辖。正是因为“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处于三教九流底层的郑屠才得以把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估计能够垄断整个渭州的猪肉市场。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和A.克鲁格的论述，像郑屠、王天伦之流凭借某些当权者的保护而进行的财富转移的活动，就是寻租。寻租的主要特征是，某些当权者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的竞争，从而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者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