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我的那些毫无意义而又缺乏价值的白日梦里（我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由这些白日梦构筑），我在其中的一个白日梦里想象着自己永远摆脱了道拉多雷斯大街，摆脱了我的老板维斯奎兹先生，摆脱了主管簿记员莫雷拉，摆脱了所有职员，摆脱了送报员，摆脱了小杂役和那只猫。在梦里，我所体验到的自由，就像南太平洋赐予我的一些风景奇特的岛屿，等着我去探索和发现。自由意味着休眠，意味着艺术成果，意味着我的智慧实践。

然而，尽管我在小餐馆里用这个短暂的午休时间去想象这些事情，一种不悦之感侵袭了我的梦：我意识到我应当感到悲伤。是的，我这样说，就好像真实境遇是如此：我应当感到悲伤。我的老板维斯奎兹、主管簿记员莫雷拉、出纳员博格斯、所有的年轻人、那个将信送到邮局的快乐小伙子、那个送报员、还有那只温顺的猫——所有这一切都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无法做到在离开这一切时不哭泣、毫无感觉——不管我是否愿意——我的某一部分将与这一切共存，与他们的分离将意味着我局部的死亡。

此外，如果明天我对他们做出道别，然后脱下我的这身道拉多雷斯的套装，那么我终将做点什么其他的事呢？（因为我总得做点什么事）或者我终将穿上其他什么样的套装呢？（因为我总得穿上什么套装）老板无影无形。我的维斯奎兹有名有姓，他身强体壮，和蔼可亲，偶尔脾气暴躁，但绝不两面三刀。他自私，但总体上公道、有正义感，而这正是许多伟大天才、人文奇才以及左翼和右翼分子所缺乏的。

其他人被虚荣、财富、荣誉和永垂不朽所控制。我情愿让维斯奎兹这样的人做我的老板，在某些困难时刻，他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抽象的老板更容易打交道。

我的一位朋友认为我薪水太少，他是一家经营成功、与政府有很多生意往来的公司的合股人。有一天，他对我说：“索阿雷斯，你被剥削了。”我进而想起的确如此。但是在生活中，我们人人都被剥削。我在想，被维斯奎兹和他们的纺织品公司剥削，是否会比被虚荣、荣誉、愤恨、嫉妒或无望剥削要来得更糟糕呢？

先知和圣徒行走于虚无的世界，他们被上帝剥削。

我用和其他人一样的回家方式回到这个不属于我的家：道拉多雷斯大街上的那间大办公室。我回到我的办公桌，就像回到抵御生活的堡垒。我的内心一阵痛楚，痛楚到想要哭泣——为我那用于记账的账本、为我那用过的旧墨水瓶、为在我附近弓着背写提货单的塞尔吉奥的背影。我爱这一切，或许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爱，或许，即便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类的灵魂去爱，我仍然——不得不给予我的爱——不论它渺小到区区一个墨水瓶，或大到冷漠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