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在论及20世纪初期中国新文化空间的形成与分布时这样认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新文化主要是跨国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文化，外省知识分子大多是到了北京、上海和国外才成为文化名人，才成为知识分子的。外省也有知识分子，但其联系是松散的，很难称得起有一个文化界。……外省文化界是在跨国文化界、京海文化界得到更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由跨国文化界、京海文化界排挤或隔离在外省的知识分子构成的，它受到跨国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严重影响，呈现着十分庞杂的状态几乎是必然的。时至今日，他们使用的理论语言仍然主要是从跨国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知识分子那里接收过来的，因而也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语言。”这一段话至少包含了下面两层理论含义：第一，在中国新文化生成过程中，“外省文化界”是第二性的甚至是第三性的，是在跨国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影响下才产生的，这就决定了“外省文化界”整个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都来源于前者，具有模仿和不稳定的特点。“外省文化界”特性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直接受“中心文化界”思想倾向的影响，并且由于本省文化资源和文化空间的贫乏，外省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出走意识，他们的出走和回归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省文化界的文化气氛。第二，“外省知识分子”通常缺少“京海文化界”或者说“中心文化圈”知识分子的文化承担意识，缺乏对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整体意识。他们的写作起点常常来源于内部，来源于直接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受，作品充满个性化、经验化的特点，给我们展示的是最原生态的民族生活和民族生存特性，这在无形中又为小说意义的升华奠定了物质基础，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兴起正是以“外省文化”为特征的地域文化兴起的某种外现。

西方的思想体系在经过“跨国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一层过滤之后，已经失去了部分生命力（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的输入是有选择性和实利性的），再经由各种渠道传入“外省”时，其思想的本质更变得概念化和抽象化。传统文化在闭塞的“外省”，尤其是北方，力量最为强大，很容易把这些外来思想消化掉或者使其变形，使新文化思想仅仅成为漂浮于情感行为之外的空泛理论，这是造成新文化时期外省文化空间和外省文学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无论是“跨国文化界”，还是“京海文化界”的知识分子，都是从外省走出来的，他们在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想之后，长期在京海两地活动，逐渐在京海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势力，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打着各自区域文化的烙印，这是在分析作家具体文本时应该注意到的。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力量和文化导向在不断变化，“外省文化界”与“京海文化界”（“中心文化界”）之间相互消长的关系，往往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导向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和某种位移。这也意味着“外省文化界”只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如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像山西、陕西这样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绝对属于“外省文化界”的中原省份慢慢承担起“中心文化界”的功能，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又以北京为“中心文化圈”，但文化的导向却没有变，仍以北方文化的特质为文学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