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花脸”与智性生存。“三花脸”在河南戏曲里通常指过场人物，通过插科打诨，自轻自贱，自嘲自骂，装疯卖傻，来获得一阵笑声。但是，在生活中，它却意味着通过出卖尊严和人格来获得某些利益、达成某种谅解或者获得基本的生存权。这是中国底层人，或者说每个中国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程度上都扮演着的角色，是中国文化中“弱者”的一种生存方式。他们是猥琐的农民或底层的市民、工作人员，没有自尊，以自我贬低来获得一点生存位置。在《故乡面和花朵》中，刘震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几个男女突然将我的麻六嫂给捺到了地上，接着就将她的裤子给扒了下来……整个过程他（麻六哥）都看到了，但是整个过程他一言不发，甚至还对那些做出这恶作剧的成年人露出一丝讨好的微笑。……一场恶作剧过去，麻六嫂提上裤子，一边系自己的裤带，也没有对众人露出懊恼，一边在那里系着自己的裤带，一边像麻老六一样对众人露出了讨好的笑容。”乡村世界的这种扭曲性格不仅仅是贫穷的生活所致，它是弱者的一种自我保护，是对随时而至的灾难的一种应付，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文化性格。与“三花脸”的自戕自贱相映衬的，是弱者另外一种生存方式，那就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寻找一种平衡。李准《黄河东流去》中的徐秋斋，是乡村智者的典型，他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权势做斗争，既赢得了胜利，同时也维护了尊严，这是在苦难之中所能采取的最好自我保护方式。这是典型的乡土智慧，是弱者的智慧，自有其精神和智慧的满足。

好面子与自卑自大。贾平凹在谈到写作《废都》时说：“西安的这种古都——故都——废都文化心态是极典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西安人世间心态也恰是中国的心态。”其实，这是北方的一个共同处境，穿行在开封、洛阳的小巷里，看到一个个古建筑和古遗址的残垣断壁，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没落和悲凉，也许这就是废都意识产生的原因。对北方来说，宋代帝都南迁后造成的文化、政治上的断裂是致命的。中原地气、人气越来越弱，文化上产生巨大的失落感，民众的性格走向了另一面。一方面，他们仍然努力保持它对政治的关注和对文化精神的向往（在河南民间，上学读书是基本的认识，学风甚盛）；另一方面，民众精神有一种被抽空了的疲惫，好面子（几乎到了极致），要求人的尊严和硬性血性，但常常又不得不充当小丑来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纯朴与狡诈、善良与冷酷并存，有时候极其忠于诚信，但是，一旦受到伤害或有利可图，则马上背信弃义。文化根源很深但是现实中底气却不足，这也是形成独特的中原人性格的原因之一。在自嘲和自卑的另一面，常常是过分的自尊和敏感，这是弱势群体最为常见的性格，也是冲突经常形成的原因。

可以看出，河南民间文化性格，几乎是在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形成的，它是弱者在中国传统文明下的生存方式，它可能是可悲、可怜、可恶的，却是绝望之中的反抗。同时，这里面也体现出一个由“中心”转向“外省”的地方区域，在地位衰退之后所产生的性格变异。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这些性格的负面因素却被赋予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逐渐暴露出不合时宜的地方，或者说，它与日渐个性化、现代化的生存方式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冲突，正是这些性格，使得河南始终无法摆脱传统思维的因袭，使得河南民间对权力的追逐总是更为激烈，也在无形中与时代文化精神的发展趋向产生了深刻的冲突；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这种文化性格仍有它生存的基础，中国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并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内核，每一级别的人相对高一级别的人来说，都是弱者，仍然需要各种扭曲的行为来获得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换句话说，中原文化的内在运行机制仍然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化的内部，存在于中国生活的每一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