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故乡”的两极意义

早在1992年，刘震云便发表声明：“故乡在我脑子里的整体印象，是黑压压的一片繁重和杂乱。从目前来讲，我对故乡的感情是拒绝多于接受。……在我的小说中，有大约三分之一与故乡有关。这个有关不是主要说素材的来源或以它为背景等，而主要是说情感的触发点。”在这段话里，作者可能要着意强调两层意思：一、在“实在”的意义上，“故乡”只是他思维的出发点和情感的启动点；二、他并不怀着通常作家对“故乡”的温情去写作，他对“故乡”的情感是拒绝批判多于认同，他作品中的故乡是抽象的，是整个东方中国的象征，而不是具体的河南延津，他只取其符号的意义。和现代文学时期师陀作品中所充满的“残酷的诗意”；相反，刘震云从情感和理智上都否定了自己的“故乡”。几乎没有作家对自己的“故乡”做出如此严厉的判断，这是一种激愤，还是对“故乡”生存境象的某种隐喻？似乎很难说清楚。作为20世纪中国典型的外省，河南总是与灾难、贫穷相联系，而民众的生活也总是在艰难中变得扭曲、麻木甚至残酷，在农村生活了十几年的刘震云不可能感受不到这种生活的真相，批判“故乡”，其实是在批判中国生活，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示处于偏远外省的民族性格和它们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普遍性。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故乡”对一个作家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性情上和文字上的影响，“故乡”的整体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大的生存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作家基本的创作内容和叙述趋向。回顾刘震云的整体创作，我们会发现刘震云的思维背景并没有脱离他故乡那块荒凉、贫瘠的黄土地，他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等作品，都很少或干脆没有关于自然风景的描写，呈现在文本之中的是灰尘飞扬、苍黄的天空，是他故乡为生存而战而“说”的中原农民。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一个作家生活的地域特征的正常投影，但对刘震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沉潜在他思维最深处的“黄土地意象”“中原农民生存境象”，包括无时不在他思维深处的“姥娘意象”，不仅决定着他的语言方式，而且，从更深层次来讲，它们决定着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决定着他小说的基本叙述方式，并且最终成为他通向世界的通道。从这个意义上讲，刘震云所说的“情感的触发点”并没有真正说出“故乡”在他写作意识中的地位，而他所说的“拒绝多于接受”也是更多地从情感认同的角度来讲的。但不管是认同也罢，拒绝也罢，刘震云的创作源泉和思考世界的方式都不可避免地打上“故乡”的烙印。

北宋南迁以后，以中原文化为主要文化形式的河南不再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而成为封闭、落后的外省，但是，中原文化却仍然影响着河南民众的性格和生活。中原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官本位文化和生存文化的结合体，这既是几千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的遗留，也与中原地区的生存现状有关。除了《一地鸡毛》《单位》等一些城市题材作品外（即使这些作品，里面所流露出的许多感受也是典型的中原思维），刘震云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他的故乡——河南延津县——为基本背景。延津和河南大部分地方一样，是黄河脚下的一块土地，没有优美的山川河流，没有湿润的气候，有的只是有关饥荒、蝗灾、旱灾、战争的记忆和一望无际漫漫的黄色土地，以及在这样一个生存背景下为微不足道的权力而争斗的中原农民。因此，在刘震云的小说中，出现得最多的是弥漫在黄土地上空的饥饿意象、灾荒意象和权力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