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架特征之二：对话性。吵架其实是两方之间的虚拟对话。它具有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在于吵架双方的语言既充满着自我辩解，又暗含着对对方的指责并制造一个陷阱，在确认自我意义的同时否定对方的意义让对方上钩。双方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自己寻找真实的理由，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言说和世界，每个人在自我的意义上都是完满的，但是，从对话双方来看，又都是片面的、残缺的，意义不断地复合、分离、扩大、转向，小说由此形成诉说、思辨又充满着民间阴谋的对话式的结构方式。因为对话起源于“吵架”，目的是要打倒对方，因此所有关于哲学的、历史的和个人意义的言说都不是一种严肃意义上的理性言说，而充满着游戏和戏仿的意味，这也使所有的理论都呈现出被讽刺和被解构的态势。可以说，《故乡面和花朵》前三卷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吵架对话”基础之上，无论是“同性关系”还是“异性关系”，人与人之间都是在这样一种虚拟的“吵架对话”中和别人建立关系，它最能体现个人进入历史的迫切性。在这一过程中，双方所陈述的都是自己对世界、对自我历史位置的想象，它只与个人的利益和当前的语言处境有关。“基挺·米恩与袁哨”“俺爹和白蚂蚁”“一块石头、一副剃头担子和一只猴子的对话”等，“我故乡的人们”就是这样在“阴谋和反阴谋、打倒和被打倒”的吵吵闹闹中走到了历史的舞台上。而归根结底，他们都只是为了获得个人的话语权。

阅读《故乡面和花朵》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觉：即使是人物自己在叙说，也仍是用一种对话口气和某个东西“争辩、解释、反抗”着什么。这仿佛意味着，在他们的心中，始终有一个巨大的对立面存在，它作为一个固定的形象阻碍着他进入世界或进入言说。为了超越它，便有了虚拟的“吵架对话”。因此，这种对话与其说在自我辩解，倒不如说人物在想象着如何争取自己可能的历史位置。刘震云经常讲的“个人情感与想象世界的通道”可能正是指个人对世界的这种想象方式，他要他的人物摆脱通常意义的时代话语和历史话语，而回归个人的世界之中，是个人和世界的关系，而非时代与世界的关系。

吵架特征三：吵架双方看似在寻找一个胜利的结果，其实存在的只是一个过程，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乡村生活和平民日常生活的一种重要的生活思维。吵架其实就是一种无结果的不断循环的辩论，无论最后是和解了还是继续吵下去，都无关紧要。它不涉及意义，但却涉及时间。它是精神的一次飞升和洗涤，无论是吵架的人还是听吵架的人最后都获得某种释放，在一个又一个回合中，双方不断获得自我的意义，不断寻找着新的位置和出发点，尤其是，吵架者从日常生活的被忽视位置一下子站在舞台的中央，这种意义的反差和存在的突现对个人的存在来说具有重要的放大的作用。因此，我们看夫妻吵架、街上斗嘴，往往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谁听了都不值，但是，对他们个人存在的那一瞬间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或者把吵架的意义放大一点，可以说他们就在那一刻“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的参与。他们通过对方的错误来求证自己的存在，简言之，吵架就是为自己创造历史。因此，“吵架”是一种仪式，是一种战胜无休无止的虚无感的方式，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因此，它只能是一个过程。而这是芸芸众生的底层人才有的精神特征，与他们微不足道的社会地位相辅相成。刘震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强调普通人的精神想象过程对他们生活的意义，这一点后面我还会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