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的确是这样。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学生，小林的生活不能说没有经过自我的理性审视（虽然这一审视只是作为一个大学生的理想冲动），但在这一审视过程中，他所遭受的是社会的挤压、心灵的窒息、情感的萎缩。如果他还保持他的理性存在，他将被弃之于社会门外，他将仍然不得不在两家合住的房子里和别人吵架，他将仍然不得不含泪把自己的老师推到门外，他将失去孩子上好学校的机会、失去换房的机会等，而一旦放弃自己的“审视”和“批判”，进入此前不遗余力批判的“关系网络规则”，一切问题均可解决。换言之，当小林放弃了一个“个性人”存在进入“群众人”的存在之后，他才能存在，而“尊严、理想、自由”在此时是非常轻飘、无意义的。在这里，就出现了尼采所说的“为了生存，我们需要谎言……”尼采在写完这句话后，情不自禁地感叹道：“为了生活而需要谎言，这本身是人生的一个可怕又可疑的特征。”可是，这又是一个多么真实的“人”的生存场景！如果小林要保持他的“经过审视的生活”，他最终将失去的不仅是他的思想、情感，还有他的饭碗；而他选择谎言，则意味着作为“人的纯粹存在”来讲，他已经被“降格”了。纯粹的理性主义在人类社会的符号王国面前举手投降。刘震云通过他对普通人尴尬生活的两难处境的情感考察告诉我们，小林对社会的认同、蜕变是一个“群众人”的必然选择，他别无选择，因为他必须活着，并且想活得更好。但是，他也必然退化着，必然从最初的“被迫”走向一种“自觉”的行为，最后退化成《新闻》里面那样的存在。

从《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天下黄花》开始，刘震云对“人的存在性”进行更为深广的思考和探查，当然，这是一次注定没有希望的探险。如果说在《一地鸡毛》《单位》中，刘震云把小林们从“个体人”到“群众人”的蜕变更多地归结到整个中国“关系”文化的不合理和丑陋上，这个时候的刘震云，对“人性”之本质存在还存有幻想，那么，在《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天下黄花》中，刘震云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民间众生相，他绝望地看到，“人根本没有本性，他所有的是……历史”。《故乡相处流传》中“我故乡的人们”一会儿跟着曹操一会儿跟着袁绍，谁在上风口就信谁，只要能让他们活着；《故乡天下黄花》中孙、李两家争当村长，也无关乎“道德、正义”，而是一种活着和生存的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现实要求下，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去选择，而不是根据“道德、宗教或人性”的要求，这是基于生存层面的选择。因为涉及生存，也就是生命存活本身，就显得更为不容辩驳。此时的人，是仅限于生存层面的人，没有真正的历史意识，没有一种对时代的判断意识、怀疑意识和批判意识，他们只能说是“乌合之众”。《故乡相处流传》把这种中国民众的“乌合性”表达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