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家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解释刘震云小说中独特的众声喧哗场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巴赫金的理论与刘震云小说创作倾向之间既有精神实质的相通之处（前面我已详细做了论述），却也有本质的不同。而这不同恰恰表达了刘震云和巴赫金对“人的存在”的不同哲学理解以及对民众“民间性”的不同看法。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谈到处在狂欢节中的人们的生活及其意义时说：“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巴赫金所说“文学的狂欢化”主要就是指狂欢节中民间民众的自由、平等欲望的表达以及对官方秩序的模糊、亵渎和嘲弄，这在刘震云的小说中都有深刻的表达，但是，我们注意到，即使在这样一个狂欢化的“丽晶时代广场”和“五十里西街”上，上演的仍是东方式的权力模式。在这里面，民众无不充满着对权力的基本向往，每个人所想的是怎么使自己获得片刻的历史发言权，以便能“踩倒别人，自己高高在上”，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翻身观”，是一种权力与利益主义的结合体。它与巴赫金所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这也正是中国“民间性”的特点。刘震云看到中国民间生活的空洞和意义的贫乏，尤其是，中国“民间精神”并不具备真正的生命力，更不具备创造性和独立性，它只是一种无意义、无意识的历史重复，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在《故乡面和花朵》中，麻六嫂被当众脱下裤子后，“一场恶作剧过去，麻六嫂提上裤子，一边系自己的裤带，也没有对众人露出懊恼，一边在那里系着自己的裤带，一边像麻老六一样对众人露出了讨好的笑容”（《故乡面和花朵》，第四卷，1644页。）。作者说，“世界在我面前一下就崩溃了”。这种崩溃不仅是对一个十一岁少年的心灵打击，也因为作者初次意识到乡村精神的可怕实质，那是人性的黑洞。这种扭曲的人性不仅仅是贫穷的生活所致，是对随时而至的灾难的一种应付，同时也已经演化为一种自觉的卑微的人格精神。刘震云思维背后的绝望感正来源于那一刹那。所谓的“神圣、美好”全然崩溃，他由此开始怀疑一切。

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有许多关于“真相”的真相叙述，《故乡面和花朵》中影帝瞎鹿相信作家小刘儿的吹嘘时，要给他付咖啡钱，但是，一旦了解到一切都泡汤后，马上提出“ＡＡ”制，这是权力的光圈没有之后的选择；1969年十一岁的“我”在看到麻六嫂被当众脱裤子时还露出讨好的笑时，“我”感到的是绝望并且这种绝望感覆盖了“我”对人的存在的基本看法；在《故乡相处流传》中，片瓦氏说出了真相，却被村民打死了；《一腔废话中》老杜在水晶金字塔里面运筹帷幄，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从“被人治”变为“治人者”的伟大过程，老杜扬眉吐气、趾高气扬，对世界、人生发表了许多“高屋建瓴”的见解，然而，“真相”却是老杜仍是五十里西街的一个卖肉的。“真相”是什么？它就是在你说了一腔废话之后，事情又回到了原地，人又回到他原来的文化点并显现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