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这种道德感的模糊与暧昧，这种“平视”甚至“仰视”的民间视角背叛了一般意义现代性思维模式，也不符合文学史的基本审美精神，但却有另外一种为现代性所忽略的道德观透露出来：当“活下去”被迫成为生存的唯一目的时，文明体系中诸如道德、信仰、个人等词语都只能是虚假而苍白的。对生存主义的乡村来说，活下去，是唯一至高无上的事情。从这一意义上讲，那些“卖淫、割皮、翻地、生育”等诸如此类的荒唐行为或许并不能用荒诞或愚昧来简单概括，它是一种突破的渴望与决心，突破地层，突破文明，突破自我，寻找到集体以至个人的出路。它是人类与命运（本质的与非本质的）抗争的决心，所有令人锥心的恶心与疼痛，所有难以忍受的苦难与残酷都融入一种逐渐弥漫而起的悲壮、雄浑的决心之中，哪怕是最后那充满恶臭的灵隐渠水及所有人的目瞪口呆、精神崩溃都不能摧毁这一决心。有评论者认为这种民间视角和生存主义美学观是阎连科对“思想”及现代文学以来乡土小说启蒙传统的拒绝，并“希望通过这种整体的拒绝，纯粹地展现他的‘世界’”。的确，这种“整体的拒绝，纯粹地展现”，这种感性的、类似于“乌托邦祭”的世界观，包括它过于冗长、密集的描述性语言使《日光流年》小说主题存在着某些缺陷（比如，它导致了理性思辨的过于匮乏，或许这是重回史诗时代的代价），也给小说带来很多争论，但是，它给文学史，给乡土小说的启发——全新的道德观和美学起点所发掘出的新的意义与问题——却是不容置疑的。

《日光流年》巨大的象征能力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中国性”的文学文本的本质内涵及其重要意义，这是一种建立于“本土风景”之上的超越，所有的升华与象征都来自于对中国性格、中国气质与中国精神的建构与叙事。这使我想起前不久和一位作家的谈话。在谈到当代小说的世界性影响时，这位作家说有一个现象让他非常迷惑，他认为中国当代有许多作品非常优秀，甚至不比卡夫卡或任何一位世界知名小说家的作品差，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他们在世界上（缩小一点，在西方）很难产生影响，真正有影响的还只是像莫言、李锐、阎连科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家作品。他很疑惑，是否西方仍然存在着一种猎奇心理——就像对待张艺谋的电影一样？这位作家的疑惑是否恰切姑且不论，他无意中的话却道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世界文学并不缺乏卡夫卡、福克纳，但却缺乏具有“中国性”的中国小说，一种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小说美学——独具的中国生存（民族的与个人的）、中国精神及背后所应该具有的深刻的人类形态和独特的美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