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流年》是小说方面大胆的实验，特别是就它的文体形式而言。这并不是说《日光流年》的文体有多么成功，而是指在文体形式所体现出的独特的时间观，以及这一时间观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小说意义的生成方面，它给现代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启发。有论者干脆给它一个明确的命名，称之为“索源体”小说，“所谓索源体，就是指按时间上的逆向进程依次地倒叙故事直到显示其原初状况的文体。……在逆向叙述中叩探生死循环和生死悖论及其与原初生死游戏仪式的关联，由此为探索中国人的现代生存境遇的深层奥秘提供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奇异而又深刻的象征性模型，似乎正是这种索源体的独特贡献所在。我个人以为，由于如此，这部索源体小说完全可以列入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杰作的行列”。

几乎所有论者都注意到这一文体形式背后所蕴含的独特的时间意识及其所包含的意义，认为“《日光流年》本身就是一个时间意象，时间是小说隐蔽的叙事编码，这样的叙事编码决定了事件的秩序”。小说通篇采用绝对的倒叙形式，“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小说从主人公的死亡开始往回写，直到司马蓝从母亲的子宫降生的那一刻。时间、事件、植物的生长及生命的存在全部依此回溯，小说结构也依此回溯，形成一种“向死而生”的“再生”循环结构。在最后一章，“大树变成了小树，老年成了中年，中年成了小伙，连壮牛成为牛犊后都又缩回了老母牛的子宫。亡灵从坟墓中活了回来，下葬时用坏的镢头和锄又回到了铁匠铺里被烧火后敲敲打打。锨把锄把全倒回到树枝上又生了新芽，连人们穿破的衣裳都又成了新织的布匹，或者棉花的种子。……司马蓝就如茶水般的子宫里，银针落地样微脆微亮地笑了笑，然后便把头脸挤送到了这个世界上”。它昭示着，生命的又一个轮回开始。司马蓝及三姓村人要再次经历苦难、遭受诅咒，这是没有希望的存在，因为在他出生之时死亡已然发生，三姓村人已然尝遍人间苦难滋味。但是，司马蓝们无法抵抗时间的侵蚀，无法超越“活不过四十”的命运诅咒，同样，时间的延续也无法阻止他们生命的开始，只要时光行进，生存就会开始，新的抗争就会开始。死亡成为再生的契机，逆时而上，把过去与将来、忍受与超越、毁灭与诞生连接起来，形成无限延续的链条，时间之链与生命之链。这正是“日光流年”的深意。小说结尾之处，正是故事又一次开始之时，质询的开始，苦难与承担的开始，这是无穷无尽的，只有人类存在，时光存在，它就会持续发生，直到你感受到它的巨大的力量。这一“再生”结构既使小说形成一种具有强大叙事功能的隐性结构，也使小说空间与小说精神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阎连科曾经表示过，“我个人，还是更愿意从他们的故事中去体会文体，而不愿意从文体中去体会故事”，但是，在《日光流年》中，故事的强度和象征性却更多地来自于文体本身所具有的力量，换句话说，文体支撑着故事的叙述与行进，并且最大限度地参与了意义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