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村庄，一旦与世界重新联系，其与世界的冲突会更明显，也更富于象征意义。因此，我们看到，在他们难得开口说话的时刻，他们所表达的东西往往是公共话语强塞给他们的语言。他们很轻信，他们愿意扔掉自己的东西走出去。在柳县长第一次鼓动受活人出去时，受活庄的人兴奋异常，过去的痛苦经验被柳县长充满蛊惑性的政治讲演所掩盖，或者说，被“改革开放”“致富”这样大的命题所迷惑。“挣钱”，只这一个词便可打中受活庄人的穴位，这是方言世界致命的弱点，他们所有的高傲、尊严和价值，《日光流年》中的司马蓝、《年月日》中的先爷、《受活》中的茅枝婆都必将败在“挣钱”面前。方言在公共话语面前的弱势导致它影响力的缩小乃至于丧失，没有可交流性，它的使用范围必将越来越小，越来越被原型化。与此同时，方言世界的存在也越来越被同化，每一次大的政治变革、经济变革或文化变革都是方言被清洗的时刻，清洗的力度越大，方言世界越是迎合，所面临的危机也越大。在与当代经验和当代世界的冲突之中，方言总是处于弱势和被淹没的危险之中。

在这样的话语强势面前，在这样一个被缩小了意义存在的方言世界面前，阎连科不得不妥协，他不得不用更具公共传播性的语言来“转达”耙耧山脉的话语和存在处境。在这一“转达”过程中，有许多东西，耙耧山人的情感、思维已经失去了原貌，出现了明显的“词”与“物”的分离。可以说，无论是韩少功、李锐还是阎连科，他们展示给我们的方言世界的存在状态，实际上是支离破碎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记忆本身的支离破碎，而是作家所选择的语言方式的难度必然会导致模糊与歧义。这其实也涉及了作家和下层世界、下层经验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我在下面会谈到这一点）。作家从写作之初所接受的就是公共话语系统，而作家基本的教育也是规范的汉语教育，在普通话系列里，已经剔除了许多方言字和词，它是从传播的角度，而不是从保存一个群体情感记忆的角度进行选择的，这就决定了作家，或者说识字人的先天不足，他很难用公共语言规范来传达出某一群体的特殊经验，这注定了作家对方言世界的表达带有某种扭曲和臆想的成分。

有一点很明显，《受活》既不像莫言的《檀香刑》那样运用一种纯粹的前启蒙语言进行叙事，也没有一般的知识分子写作中强烈的启蒙意味，它几乎介于启蒙和非启蒙之间，呈现出一种被动的矛盾态势。作者试图抛弃距离，抛弃姿态，用他们的语言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世界，但是，语言的受阻决定了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意味着，在现代汉语的世界里，耙耧山脉人的“受活”是被禁锢起来的，不可能传播，它一开始就与发展、与现代文明绝缘。这实际上正是方言世界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和地位。在《受活》中，阎连科使用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即通过“絮言”，通过对耙耧山脉方言词语的历史追溯来把握它们在耙耧山脉的真实含义，或者说，让读者进入耙耧山脉词语的感性世界。这一世界是恢复了的，通过词义的生成、阐释，给出一个群体的生活史和情感史，它与本文形成一种互文意义，互相阐释。在某种意义上，“絮言”弥补了因作者的“失语”和“转述”而被忽略掉的方言内核。但是，从另一角度看，通过“絮言”叙事，而非本体叙事来通往方言世界，这本身就显示了方言写作的难度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