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明显的变化是，在日常生活的美学意识下，人物成为丧失行动能力的主体。在李洱的小说中，人物多没有鲜明的特征，即使作家详尽地叙述了人物的行为、言语及生活方式，但依然无法拥有现实主义人物的典型性；相反，他的面目更加模糊、抽象。因此，“费边”“孙良”这些泛性名称可以随时出现。这些人物无一例外丧失了主动行动的可能，人物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多表现为激烈的内心冲突，他们个人性的实现不再能够通过外部的行动传达出来，而只能通过内在的思辨完成。譬如，费边及在费边客厅里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给杂志命名的过程最能充分显示这一点。他们拥有“言说身份”及“言说能力”，但现实中却是无法行动的人。“学生们在五月风暴中送给阿多诺教授的那两样东西也值得分析。粪便在分析玫瑰，玫瑰在分析粪便。”（《午后的诗学》）粪便与玫瑰。一对完全相悖的诗学概念，指向两种极端的性质，但在某些时候却具有同质性。丑与美、虚无与存在、臭味与芬芳、卑微与高尚，同时并存，好像在隐喻知识分子生活本身。费边所说的名言警句最终都成了阐释、调侃庸俗生活的最好、最恰当的注释。这无疑是对思想、学术极大的反讽。这些优美、极富哲理的语言“扑通”一声陷进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泥潭中，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再也无法找到当初的纯净、阔大和微言大义。

“这是又一代人。他们不是神经症患者，不是虚无主义分子，不是嬉皮士，也不是超凡脱俗的人文主义信徒。他们健康、敏感，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相当高的智商，生性散漫但懂得游戏规则，充满活力却从不挑起事端。……他们的经验征是：妥协。”但是，这种“妥协”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世俗主义的渗透与人文精神的衰退。实际上，费边以他拥有的思想和精神为手段，游刃有余地行走于世俗规则之中，在许多时候，他是得意扬扬的。这与他的“反省”与“痛苦”并不冲突，这构成了知识分子一体两面的真实生活状态。当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具有“原典”性质的人类思想成果与智慧不再被社会作为不言自明的共同追求，当把日常状态中的知识分子生活发掘出来并进行曝晒时，知识分子的形象一下子变得暧昧，虚弱可笑，不堪一击。相比较而言，葛任则无疑是具有共性特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性存在，他的“失语”不在于他自身生存状态的矛盾性（相反，他无论在何种处境都坚持著书立说，也没有失掉他的精神内核——羞涩的神态，被李洱称之为“个体存在的秘密之花”，在他身上，赋予了李洱对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而在于他被无限地淹没在历史的叙述话语中。对葛任来说，“羞涩”就是他的存在方式与存在价值。他越是“羞涩”，他与整个政治环境、历史语境就越是呈现出对立的趋势，因为历史需要一种标准的、统一的“姿势”，比如，“为革命而献身”，不允许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与费边们的“妥协”不同的是，葛任虽然对自己的命运洞若观火，但却仍然超然地领受一切，而不对自己的精神做任何方式的妥协，这或许是李洱知识分子情怀的一种不自觉流露，为此，李洱不惜在文中增加一些并不是非常协调的神秘主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