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日

总之，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清晰、果断、决绝，就像她每次对我说的：“变天了，再加一件衣服。”而我此时坐在老板的宝马车里—她几个月前刚买的，她之前开的是一辆奥迪A6，我不明白她一个人为什么要开两辆车，为了这辆车，她找了所有能找的朋友帮她摇号。那时，北京已经开始限购，买新车需要先排队摇号，摇中的概率很低，但她终于还是如愿了。车里还有公司里的其他同事，我们一起去谈一个已经谈了半年的项目。这个项目对公司来说意味着新业务的启动，为了这次谈判，我匆忙地将母亲从医院接回家。之前，她再次住进医院时没有告诉我，我只知道，第二次化疗诱发了严重的带状疱疹，为此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但面对她的病情，全省最有权威的专家也束手无策，只说：“由此引发的疼痛令病人痛不欲生，为此有患者用死来结束这种痛苦。”专家陈述这种痛苦的时候没有感情色彩，对他来说，这就是疾病的表征，而不是感同身受的情感抚慰。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没那么痛苦了，勉强可以吃点东西。我推开病房门的那一刻，母亲脸上满是吃惊，当然，我同样没有告诉她返程时间，五天后我就得返回北京工作。

临走那天，母亲坚持从卧室挪到客厅，我把一床毯子盖在她身上。在一堆纤维织物下面，她的身体几乎化为无形，“消瘦”是近两年来我每次见她就想脱口而出的词汇。当我们都了解这种无名的消瘦是癌细胞的作用后，就不再轻易使用这个词了。只是母亲的脸庞始终都很饱满，肉感化解了她略有些方的脸庞，尤其是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倒显得比年轻时更加丰盈而又风韵绰约。母亲年轻时是个美人，追求者无数，我在黑白照片上看到的她，双眼神采飞扬，可少女的矜持和拘谨让她不够绽放，不如中年以后有种自信的张扬。

我们对坐着，母亲就那样看着我，像是有很多话要说，但她始终不说，只是听我七拉八扯地说些不痛不痒的事。我向来就怕她不说话地看着我，因为她不说，我也知道她心里的想法：“别走了，你一走家里就只有我自己，太冷清、太孤单。”即便在心里，母亲也不会说：“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从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起，她就想要创造奇迹。她一辈子都在跟命斗，出生在战火纷飞中，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上学晚却立志做个医生。整个大学时代，胃出血、神经衰弱、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营养不良，让她更像弱不禁风的林黛玉，但后来竟成长为一名雷厉风行的妇产科大夫，以及一个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条的主妇。当我都已经长成大姑娘了，还有她大学时代的追求者无比感慨地追忆那些青春岁月。在他们的想象中，母亲更应该是赋诗葬花焚书稿、多愁善感的样子。其实，母亲从来都不喜欢林黛玉，她一直努力让自己成为林巧稚。她从不轻易示弱，不论是向男人、向命运，还是向疾病，更何况向我。

送我的车到楼下了，我俯下身浅浅地抱了抱她的身体，她顺势拉住我的手。母亲的手向来都很有劲，那种劲儿不是干粗重的活儿练就的，却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和反对的力量。只是一握，很快就松开了，我转身走向门，开门关门，逃也似的离开家。车开动的时候，我连回身看一眼楼上窗户的想法都不敢有。此时，母亲已经不能自主地起身走向阳台，像以往一样看看是谁开车送我，看看我是不是回身挥手。十年前，我去了北京，母亲都极少去机场送我，我们都不喜欢送别，不论走多远走多久。

我回答说：“好。”母亲便不再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但我已经在心里决定谈判结束就向老板辞职。一年来，我几乎每个月都在请假，这次不能再请假了。一个月、两个月，不，我心里对母亲的预期是半年或者一年，不会更久了。对一个确诊时就已经是晚期的肺癌患者来说，在经过了所有可能采用的治疗方法之后，一年八个月的时间已经算是奇迹。这是必须要面对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