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6日

下午，母亲突然提出来想去医院复查。“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就随它去了。”她决绝地说，我的心随之颤了一下。

半年多来，母亲总在说：“真后悔当初没有接受手术治疗，开了胸，好的不好的一目了然，切干净了，也就不用受这么多苦。”

坐在北京医院的医生办公室里，面对那个力主手术、苦口婆心的医生，母亲犹豫过、挣扎过，而之前的医院已经完全放弃对她的治疗。我是反对手术的，我听到过太多手术后加速癌细胞扩散的病例，像所有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病人家属一样，我们朴素地希望重病的亲人能活得更长一些，但我们更希望他们在所剩不多的日子里，肉体少一些痛苦。

坐在医院对面的一家小饭馆里，母亲机械地往嘴里塞着北京打卤面。北方的日常饮食对于南方人来说，不仅食材单调到不可想象的地步，烹饪也显得粗糙，但此刻，母亲的脑袋里塞满了各种治疗方案、手术方案，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感受嘴里的滋味。

那次，母亲是自己走进医院的。住院的前一天，她还在游泳、跳国标、逛街购物，虽然后背那个痛点已经存在有些日子了，而且频繁的感冒还不时地伴随肺部感染。明显的消瘦和容易疲劳这些症状也应该引起重视，可她用睡眠不好就轻描淡写地解释了。任何接诊过她的医生最初都不相信她是病人，而且已经是肺癌晚期。那位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的中年医生几乎说服了母亲，他语速很快，果断、笃定，走路生风，永远穿衫衣打领带，头发一丝不乱，穿件一尘不染的白大褂。这使母亲在与他第一次见面后就对他充满了信任，母亲说，这才是外科医生的样子。他们之间是医生和病患的关系，但又有同行间的惺惺相惜。在他们眼里，肿瘤就是一个多余的包块，刀起刀落间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

母亲最终还是放弃了手术方案，她后来解释说：“我担心如果下不了手术台，对你们的打击太大、太突然。”另一个替代方案是接受伽玛刀放射治疗，外加药物化疗。“这相当于一次不开胸的胸腔手术。”伽玛刀主任这么说，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母亲原本还算不错的体质—所有的治疗都不可避免地在消灭癌细胞的同时，也附带地杀死了一些健康细胞。而相比之下，癌细胞的生长速度却远快于健康细胞，于是，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