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7日

“我后天出院!”我迷迷糊糊地接了电话，那一头是母亲的声音，略有些沙哑的声音里满是委屈和决绝。昨天的劳累终于把她打垮了，夜里开始高烧，幸好在医院，体温得到及时控制，否则发展成肺炎，将危及生命。

我知道，母亲用不了几天就得吵着回家。母亲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混乱和不洁，就像她不能容忍别人不把她当医生一样地信任和尊敬。小曲照例上午来家里打扫卫生，顺便做一顿饭，以维持家里的卫生和秩序。她听到母亲要出院的消息，吃惊地说：“这不是好不容易才住进去的吗？”她朴素地认为，医院是患者所有的希望所在，能住进医院便离希望更近了一步，况且我们费尽了周折。“只要她高兴，就按她的想法办呗。”我说。

因为托了关系，所以科室特意把母亲安排进了一个两人间，而且只住母亲一个病人。只是房间稍大，空调的暖气已经开到最大也不能让房间温暖如春，再加上护士、医生、护工、维修工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门开合之间不断有冷风穿堂而过。母亲把自己埋在一堆棉絮里，墙、被单、帽子的惨白反衬着她因为发热而潮红的脸，那一点生命的红色显得那么虚弱。比这一点红色更加虚弱的还有她眼神里对生活的谅解。

病房里的护工像是换了，昨天刚进病房就有一位大妈像见了亲人似的迎上来嘘寒问暖。现在大妈换成了大姐，我进门时，见她旁观似的坐在病床对面的椅子上，见了我只是一味憨憨地笑，说话口音重得令人难以明白她的意思。母亲允她去吃午饭，说反正我一时也不会走，她便爽快地走了。

给母亲带去早上新做的肉汤，烧了一夜，她也没什么胃口，喝了几勺就罢了。多休息才会恢复体力，可母亲竟滔滔不绝地复述起昨夜发烧的景况，言语间不免有对我的责难，怪我不该把她交给一个陌生的护工。然而，她忘了，是她不准许我把家门钥匙交给小曲，又希望这些天依然能吃到家里做的饭菜—医院的病号饭也的确难以下咽。家里仅我一个人可以脱身，自然无法顾及周全。

我知道，母亲不过是想时时都能见到我，虚弱到一定程度的人对世界总是缺乏信任，时时假想自己正处于困境甚至危险中，只有至亲的人陪伴才会让他们觉得心安。于是，我不争辩，把话题转到护工那里：“怎么一夜之间就换了个人？”大妈从我们进病房就寸步不离，甚至没有问过我们是否需要陪护，热情周到地陪着我们楼上楼下地做检查，她像熟悉自己家一样熟悉医院的每一个科室、每一道检查程序。说实话，如果没有她，我们不知道要多走多少回头路，母亲也得加倍付出体力。这位能说会道、娴熟干练的大妈自然赢得了母亲的好感，看着她把自己做的喷香的米饭端到母亲面前，两人分享着各式小菜的样子，我还以为，这次终于遇到了一位令母亲称心如意的护工。结果，半夜烧得口干舌燥的母亲要求喝口热水时，发现大妈换成了大姐。这位大姐显然刚从农村出来，粗手笨脚，面对病床上的患者完全不得要领。从此，大妈没再露过面。母亲从护士那里隐约打听到，大妈其实是这里的护工头。她几乎垄断了这个科室的病患资源，护工的工作由她来分配，然后她从中抽取提成。她对母亲最初的殷情周到自然不是她所说的缘分，不过是为了赢得病患信任的手段。这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农村妇女，靠着她对病人那点廉价的虚假同情竟也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