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1日

昨晚因为输血反应，母亲一夜都在发烧，护士们很尽职，整夜都进进出出地换输液瓶和观察。

我自然也睡得不好，起床后像一夜没有睡似的，一整天都昏昏沉沉的。下午见到甄叔叔，我找了个单独跟他说话的机会，希望他能阻止母亲的行为—她一意孤行，除了可怕的特罗凯，我还担心，她哪天真的会把所有麻醉类药物都吃下去，因为她已经很多次表示要这样做。

“我们医院原来有一位麻醉师，跟你妈妈一样，很能干，人也长得漂亮。体检查出来患了胰腺癌，开始挺积极地治疗，有一阵看上去病情稳定了，没多久就开始转移，肝、肺、骨骼都有转移，疼得一夜一夜无法入睡。最后，她跑到家属楼的楼顶上，从十几层高的楼上跳了下去。”甄叔叔说话的声音低沉而又飘浮，听上去不像是从他这种高大的身体里发出来的，他抱着双臂，目光投向窗外骄阳下车水马龙的大街。“她跟她爱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太痛了’。”

我看着甄叔叔，想象着那位存在于他叙述中的女医生，想象着她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