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7日

止痛药的效果越来越可疑，已经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减轻母亲的疼痛。母亲每天说得最多的还是关于疼痛，不论面对谁，从主治医生、护士，到看望她的亲朋好友，甚至医院里负责清洁的护工，只要一开口，母亲一定要向对方倾诉她的疼痛，从疼痛的部位、时间长短、程度到疼痛的感受。

查房时院长建议母亲学着放松，不要将注意力过分地集中在身体的感受上，然后主治医生找来了一些辅助材料，包括喜剧片和周立波脱口秀的影碟。母亲很快就没有兴趣摆弄那些东西，她的注意力好像永远都在我的身上：我接了谁的电话，我盯着屏幕究竟是不是在工作，我为什么半小时都没有跟她说话……

林木照例一日两餐地做好送过来，加上医院配送的晚餐，饭菜摆放在专供病人使用的桌子上显得有些拥挤。“拿开，不要放在我面前，看着就着急。”母亲的一日三餐几乎都是象征性的，但我们坚持在病房与她共进晚餐，希望她会因此获得居家的温暖，即便这是医院，全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在一起，让一切看起来仍然有家的感觉。那时，母亲和我也是这样陪着父亲在医院度过了他最难熬的日子。我们把桌子挪到离病床尽量远一些的位置，身在病榻的母亲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她安排每个人该使用哪个容器吃饭，哪道菜由谁负责吃完，哪道菜应该最先吃。“你不要再管我们吃什么不吃什么了，行吗？”我终于生气了，这一整天，我被她规范着走路的速度、说话的语调、开关门的轻重，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就不能让别人有一点点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四十年的人生，我始终生活在她制定的规范里，为此我不得不选择离开她，现在我只希望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们能相互宽容，让对方多感受爱，而不是规范和完成目标。

林木低声制止我。这种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外人—一个可以无视母亲的权威与控制的外人，作为外人他无须也无法感受到那种来自母亲的力量。我转到另一边，用后背对着床上的母亲，但我依然能感觉到她的灼灼目光。

这段时间我常想，如果有一天，母亲真的走了，永远也回不来了，我是否会怀念她？是否会因为没有了芒刺在背的目光而陷入慌乱？是否会因为她的离去而陷入深不可测的孤独？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于是，“路上有惊慌”。

母亲终将看不到我的悲伤、恐惧，也看不到我对她的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