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可以做一流的小说家，为什么还要做那种纽孔里插一朵小黄花的三流的唯美主义诗人呢？这个从诗歌到小说的转折开端或许是与舍伍德·安德森的友谊有关（他在不多的几个月里，帮助福克纳确立了在小说上的信心和抱负），但更多的是与他的经验、与他童年时听到的传说和故事有关。早期的小说《亚伯拉罕父亲》里包含着他的斯诺普斯家世小说的萌芽，《沙多利斯》里他开始运用地区和家族的传说。而他的第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喧哗与骚动》里回溯了早年他的家庭的结构和他自己人生初年的回忆。当他回复到他早年的口头叙事文学的传统时，也退回到了包括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著作在内的欧洲小说的传统，这种影响表现在：他开始有意识地探索想像力对生活所起的作用。语言的作用，以及自觉地寻找小说和现实之间的可能关系。从我们对他事业的观察，他对小说的理解显然是宽泛的，经验和传统的双重驱动，使他既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坚定的现代派。但即使他意识到小说是他合适的手段，他还是神往着诗歌，在他眼里，诗歌处理的事情是那样的“纯粹和深奥”—“诗歌处理的是普遍性的事物”，而小说家—他认为—“处理的是自己的传统”。

进入福克纳的小说世界好像是在进行一场疲惫的旅行。它就像是生活本身，你不仅仅观察它们，也在吸收它们，回忆它们，生活在它们里面。在这个世界里，人物的意识总是要落后于行动，我们看着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有点盲目地动来动去，好半天我们才会发现小说家真正的意图。还有，一些人物出场了好久，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禁不住会埋怨小说家为什么事先不作一个交代。他在小说里流露的对读者的古怪态度（冷漠，轻微的不信任感）使我们不禁要怀疑他是不是在为公众写故事，从小说里显露出的福克纳的面孔，有时更像一个沉浸在自己想像的世界里自说自话的孩子（一个天才？）。他固执，自信，对故事的去向和人物的来去成竹在胸，这或许只是因为，他所有的小说就是一个小说，他的每一本书都是同一个生命图景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