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父亲奉调来到西南运输总处新加坡分处。

新加坡分处成立的起始原因，主要是大约有近十艘海轮的军火器材因广州沦陷粤港通道被截断而半途卸在新加坡，需要把它们全部转运仰光，再借助仰光至腊戍的铁路及滇缅公路运入国内。

为了方便办理转运事宜，新加坡分处的办公地点设在离港口不远的波茨塘路（Portsdown Road）旁的一幢小楼房中。

在办事处旁的小坡上，父亲又一次见到了几株红锥树，感到分外亲切。虽已近年末，但这些红锥树照样郁郁葱葱。因为这是在国外第一次见到它们，父亲还在清早特意爬上坡细细地察看。片片红锥叶迎着阳光伸展，叶片上晶莹的露珠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

西南运输总处新加坡分处人员配备为：处长陈质平、副处长唐应华、主任秘书王新衡、秘书张元纶、方兆锴；总务科长夏日校、副科长王云荪、科员庄运昶、王英汉、朱星发、朱汝祥、办事员李善中；会计科长麦袞华、科员郭成辅；业务科长赵廷珍、副科长方兆锴（兼）、科员杜国燎、王启南、庄汉定、张杰新、刘之国、符和萱、陈渭铭及办事员等15人（云南省档案馆，全宗54，目录1，卷号251）。

这些工作人员，特别是科员以上的工作人员大多来自香港分处，还有一小半由总处从国内调配而来。

西南运输总处工作人员的任命规格较高。凡分处处长和总处组长由军委会及行政院（蒋介石）核准，科员以上的任命由西南

父亲（左一）与新加坡分处同事运输总处处长签发。如1938年10月24日由时任西南运输总处处长的宋子良签发：委郭成辅为本处新加坡会计科科员（云南省档案馆，全宗54，目录1，卷号251）。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父亲也为这种强烈的爱国热情所感召。父亲在《自传》中写道：“在当时日寇侵占东北，我也有一股热血，爱国的思潮在起伏，痛恨敌人，也深刻体会到历史上亡国的痛苦，自己的国家一直在被欺凌、受辱。”

父亲回忆道：“和我同船到新加坡的‘武汉合唱团’的歌声震动了我。武汉合唱团是在武汉组成，由陈仁炳为领导，有名演员项堃等二三十人。我曾多次去听他们歌唱演剧，例如《长城谣》等歌声唤起了我对祖国的爱意。”这也更增添了他们奋力工作，为祖国抗战多运回一枪一弹的力量。

在新加坡期间父亲还遇见了《大公报》女记者杨刚，就向她打听南京百水桥研究所及宿舍楼附近居民区老百姓的情况（百水桥一带作为中华门的外围既设阵地和防卫重点，在南京保卫战中战况激烈），并见到了杨记者所带来的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和照片。看着那些惨无人道的日寇暴行，父亲和在场的每一个同事，无不义愤填膺。

到达新加坡不久，《星洲日报》上就刊登了1938年10月在南浔线上传来的万家岭战斗的捷报。

万家岭位于江西省德安城西北20余千米，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经常笼罩在一片雨雾中的高度不足50米的小山丘。万家岭的三面均由高山相围，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标注。但就是这里，成为抗战之初痛击侵华日军的又一个主要战场。1938年10月，中国军队在万家岭巧设“反八字口袋阵”，基本全歼日军106师团及山炮52联队等配属部队14000余人。战斗进行到紧要关头，被围歼的日军穷途末路，顾不上保密，用明码声嘶力竭地呼救。日寇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也无济于事，师团长松浦淳六下令焚烧军旗，差点剖腹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