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听到这些消息时，参加中越国际军运工作的所有军民，不论是卡车司机还是装卸工人，不论是警卫兵士还是烧水的妇女，都会不约而同地直起身来，擦去头上的汗水，交换着会心的笑容，然后又投入更加紧张的装运之中。

另外，因战局的变化和形势的需要，西南运输总处海防分处还进行了多次重要的抢运工作。为实施兵工署在黔桂两省的桂林、柳州、贵阳等处重建由东南省份内迁的各兵工厂的决策，以及在昆明附近新建四个兵工厂的任务，海防分处加快经越南运入大批兵工机械材料。其中仅为抢运兵工署放置于烟溪的汉阳和烟溪两兵工厂设备而进行的湘西迁厂工作，即从1939年5月进行到11月，该分处抢运出4万多吨物资，成功运至贵阳。

抗战爆发两年后，各项存货和进口的物资，几乎全部用罄。重庆各兵工厂急待进口材料开工，西南运输总处海防分处又将急用兵工材料装卡车百辆，由海防经广西新公路直驶重庆。历时一月，由于驾驶人员的勇敢机智，冒着战机轰炸，安全到达，毫无损失。

1939年9月，英法对日宣战。11月，日寇侵入南宁，南镇公路全线失陷，日寇又派轰炸机炸毁滇越铁路开远河口桥梁。当时兵工署留存海防的军工机器材料尚达万吨之多，昆明、重庆各兵工厂均等待这批器材和原料以制造前线急需武器，情势十分紧急。

陈修和在《抗日战争中的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中回忆道：“俞大维鉴于情形急迫，遂报请蒋介石统筹运输办法，以图补救。蒋命宋子良亲赴河内主持西南运输处工作。所有铁路平车，全装兵工机器，径运昆明，而汽油、五金材料，亦列入优先起运。”

“时铁桥尚未修复，我同宋子良乘汽油车赴开远视察抢修情况，并决定在铁桥尚未修复之前，先将重要器材运入国境河口储存，再待接运。”

当时日军飞机已十分猖獗，越境内的日谍活动也非常嚣张。装运汽油的军用卡车随时可能遇到日机的轰炸，或者日本间谍的半道袭击，相当危险。因此宋子良和陈修和在赶往开远途中，都配发了勃朗宁手枪（陈修和佩带在腰间皮带上，宋子良则放在驾驶室座位上），并分开坐在前后相距一二千米的卡车驾驶室内，以防万一不测时可减少损失不中断指挥。同时因运送兵工物资的卡车实在不舍得用来装人，所以他们所带的少数几个警卫人员只好像电影中有时可看到的那样，将威力可观的汤姆式冲锋枪或德制二十响驳壳枪斜背在身后，用手抓住后视镜，站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随车上下颠簸；或者干脆用绳子拴住腰部，坐在装得高高的汽油桶上。

数十年后，陈修和还不忘当时的动人情景：“当运输紧张之际，我国运输机关里的中越职工（曾由广东调来一批中国工人分担装卸）都昼夜工作，抢运材料，同心协力，完成任务。越南人民和华侨也给予我们很多帮助，支援我国抗战，在这个回忆当中是应该提到而深深感谢的。”

西南运输总处海防分处自1938年10月至1940年5月，在异常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铁轨、公路、水道三管齐下，整件散货零担齐运，共向国内抢运军械弹药等急需军用物资41443吨。

当时还兼任兵工署驻香港办事处副处长的陈修和事后回忆，1941年7月，因“原任处长方兆镐调赴仰光，俞大维急电我赴香港接替。遂于7月28日由西贡乘船赴港，结束我自抗战开始到越南建立中越国际交通线的工作”（陈修和：《抗日战争中的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血肉筑成抗战路》，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