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现代批评还必须重新提出那些过去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忽略或轻视的问题，文学史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文学史绝不能与历史考据混为一谈，就像我在本书第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它需要采用新的方法，也要有新的着重点，但绝不能把它留给那些语言学家或门外汉来写。毫无疑问，许多伟大的批评家都是伟大的文学史家。施莱格尔兄弟、圣—伯夫、德·桑克提斯、泰纳、布吕纳季耶、克罗齐，他们都是有批评眼光的文学史家。在F.R.利维斯、F.W.贝特森、克林斯·布鲁克斯的文章中曾出现过重新撰写英国诗歌史的建议，但也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我们可以抛开传统的文学史，抛弃这种文选、传记、社会史、思想史及文学批评的大杂烩，依据批评的洞察力和批评标准重新撰写一部论述文学这门艺术的历史。一些现代批评家利用了各种各样的知识来理解文学，但他们似乎忽略了从两个与语言艺术最接近的领域可能带给文学研究的光明，这就是语言学和美学，包括各门艺术的美学。对于研究文学的风格、修辞、韵律来说，语言学是必不可少的。而运用现代方法来研究文学与音乐、绘画的关系则几乎还没有开始。最后，看来势在必行而又极其重要的，是运用现代批评方法来研究与我们时空殊隔的古代和外国的文学作品。受到美国现代批评家注意的欧洲作家寥寥无几，而且由于时空的局限也受到了极大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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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支推进学术研究改革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在过去20年间，一些亲身介入过欧洲文学新方法发展的杰出的德国、西班牙和俄国的学者移居到美国。尽管他们当中一些最负盛名的学者如列奥·施皮策、埃里希·奥尔巴赫、阿马多·阿朗索已经谢世，他们的著作作为效尤的榜样却仍使人们获益匪浅。其他一些移民学者仍很活跃，海尔姆特·哈兹费尔特是施皮策和奥尔巴赫所崇奉的德国文体学的一个鼓吹者。罗曼·雅各布森则是俄国形式主义团体的创始人之一。上述这些人还远不是全部，这些移民学者的全部工作，如果善于利用的话，其贡献将与近年一些移居美国的学者对艺术史的研究或对音乐学的重建的贡献一样大。

这样一来，大学研究院英语文学研究的改革方向就大致清楚了。旧的博士教育必须彻底改变，取得博士学位的人不应是某一段历史考据专家，而应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文学家，除了英美文学之外，他还通晓文学理论，了解研究和批评的方式，他不需要借助于印象主义和‘鉴赏’就能同他班上的学生一起分析讨论文学作品”。语言方面的要求也应当改变，应要求他们切实地掌握一两门真正先进的、欧洲国家的活生生的语言。毕业论文的选题应当是非常灵活的，应该具有文学专业的特征。选题的范围当然要包括当代文学，而且允许采用所有的文学批评方法。应当更加强调外国文学、美学、哲学，而不是中古语文学的训练。总之，培养一个文学博士，而不是一个英、法、德语文学者才是它的真正理想。

即便这种改革可望成功，我们仍然应当正视它可能遭遇的危险，如果超过了这种危险的程度它就可能失败。可能有些属于学院派的根深蒂固的习惯会把它弄得僵化和机械，造成一种坏的意义上的亚历山大学派学风，单纯模仿、陈陈相因的危险也可能尖锐地出现，所幸这个时间大概还相当遥远。更迫切的危险是当我们从旧的环境中摆脱出来的同时，有可能丢掉了它真正优秀的东西。反对语文学研究的先行者和领袖人物（我指的不仅是“新”批评派，也包括新人文主义者）都是有修养的，常常是博学之士。他们对过去了若指掌，学识渊博，因而容易低估旧的东西，因为他们有权力这样做。而现在的美国学生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学习某些技巧和讨论一些理论问题时，他们可能会忽略掌握基本事实和文学的基础知识，这些知识尽管是基础的，却是有用的。因为大部分美国大学生接受的中等教育都极其糟糕，这就给学院加上了它们不可能或者是不愿意承受的负担。我们的研究院，如果加以改革，它的目的将不是降低学术水平，而是使之办得更好，更具学术眼光，更加名实相符，也更富有批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