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韩国的时候，奶奶给了我和妹妹智惠两床配套的棉被，妹妹的是绿色的，我的是橘黄色的。这两床被子跟着我们走了半个世界，陪伴了我们整个童年，直到现在我们还保存着。如今，妹妹的那床被子还跟新的一样，几乎没有什么污迹。而我的那床被子则十分糟糕，上面打了很多补丁，被面被我撕扯得近乎毁坏，因为我用力地拽着、攥着被子寻求唯一的安慰而损耗严重。无论我去哪里住，都一定会带着这床被子。经年日久，被子已经不再柔软如初了，被面也被磨得薄而透明，只剩下一层雪纺纱面了。即使到现在，每当我需要被某种熟悉的柔软包围才能找到安全感时，我还是会从衣柜里把它拽出来包裹着自己。我也尝试过不再依赖这床被子，因为它每被我弄破一次，都很难再修复了。

我和韩国泡菜的问题是何时浮出水面的？好像每个韩裔孩子都会在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获得品味韩国泡菜的资格，征服那种最初在婴儿时期的记忆里就已经存在的味觉。毫无疑问，一个韩国人命中注定地会喜欢韩国泡菜，但这些好像从来都跟我无缘。我至今仍会被那种刺激鼻腔的、有如尖刀般锋利的味道所震慑。那种你绝对不会搞错的酵素混杂出的味道令人窒息，让我感觉胃里一阵翻搅。我总是努力不去直视它，那鲜亮的橘黄色，浸泡在血一样的汁液里，塞进已经被用了很多年的旧玻璃瓶子里，再放入冰箱，弄得冰箱里都不可避免地充斥着那股味道。母亲现在已经对我作为韩国人的本能直觉没有太大把握了，她已经放弃尝试让我爱上泡菜了。而“我作为一个韩裔竟然不能吃泡菜”这种在别人眼里看来无法想象的事情，也会伴随着泡菜刺痛的味觉令我惭愧不已。

当我们乘坐西北航空飞机的航班，带我们前往美国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片人民生活富裕，物质丰饶的土地，那里的人们甚至都不用锁门也不用担心会有贼来到家里。不过在那个时候，纽约还是个著名的“是非之地”，而我们住的皇后区的街角更是离我妈妈所描述的“乌托邦”相去甚远。似乎每隔几周，这里就会有令人不悦的犯罪事件发生。我们停在街上的那辆棕色旅行车被人用短棍砸烂了，里面的卡式录音机也被偷走了。我们的公寓被人洗劫过，还好我们家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到了美国后，母亲做起了全职主妇，她有大把的时间学习做饭、缝缝补补，甚至会在我上钢琴课的时候即兴跳起爵士舞。万圣节的时候，我们穿上母亲亲手缝制的小丑服，是她用一块漂亮的圆点花纹织物改做的。我们还有过一些玩具，我还清楚地记得每个圣诞节我所收到过的礼物。

我们刚到美国一个月后不久，父亲就得出结论，纽约这座城市里没有他的“美国梦”，他要尝试做些别的事情。他有几个医学院的同学当时在俄亥俄州实习，于是他就着手安排搬去俄亥俄州，在位于杨斯顿（Youngstown）的一家叫圣伊丽莎白（Saint Elizabeth）的医院做住院医师，我也就在那里读了二年级。位于美国中西部的杨斯顿，那时候还不是一个特别“大熔炉”式的地方。我是我们班里唯一的亚洲孩子，我妹妹在她的班上也是一样。我们的英语能力还在努力发展的阶段。

幼儿园的老师认为我妹妹是个聋子，因为她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能够对问题做出反应。每当这时，我母亲总会非常愤怒地用她有限的英语词汇，试图去跟老师解释掌握一门新的语言有多么不容易。但徒劳的解释，最终还不如把妹妹送去听力专家那里做检测来得简单有效。检测结果证明，妹妹听力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