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为三岁儿子刚刚换了工作的母亲对我说：“之前那份工作出差太多了，陪儿子的时间太少。现在想想，那几年拼死拼活为了什么啊？”然后她又说出了那句在我听来是鬼打墙的魔咒（这句话被反复从不同人的嘴里说出来）：“女人太看重事业都没好下场。”她带着一点幸灾乐祸的神情补充道：“你看撒切尔夫人，事业是成功了，可她儿女都不喜欢她。”

我在《女儿与母亲的五场战争》中提到了母亲的本能局限：总是把子女当作“孩子”，而不是一个“人”；其实子女又何尝没有本能局限呢：总是把母亲当作“圣母”，要求无限的爱与牺牲。

在女儿面前，母亲是难做的：“自我”太弱会让女儿轻视，“自我”太强又让女儿怨恨。祥林嫂那样的母亲固然得不到女儿的同情，但像包法利夫人或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永不忽视自我欲望，并将所谓的“爱情”或“梦想”凌驾于“照顾子女”之上的母亲，又会得到几个女儿的认同与理解？

我有一个女朋友，很罕见地，视母亲为偶像。的确，她的母亲是个大美人，长得像林青霞，才艺又卓绝，在女儿五岁的时候就只身去欧洲学习艺术。三年后，这位母亲回国和父亲离了婚，原因是在巴黎遇到了真爱，从此远赴他国。后来她的母亲每年寄回大量的衣服和书籍，给她写许多信，督促她在学识和眼界上追求精进。她觉得母亲酷毙了，是个光芒万丈的女神，穿着最美丽的衣服，做着最自由的选择，周游列国，曼妙无边——她就要成为这样的女人。可是，在她16岁跑到法国找母亲赞助她出国时，母亲拒绝了她。她一下子启动了对母亲“自私冷酷”的评价，她站在母亲对面，说她抛弃她，说她这么多年来只为自己而活，从未关心过在这世上缺乏母爱的、可怜的女儿。她一边哭一边惊讶地发现，自己积累了那么多不满，像细小的雪花在心上悄悄地覆盖了一层冰：无论眼前这个女人活得多么精彩，也抵消不了她的积怨，也不可能让她们亲密起来。

女儿与母亲，褪下“母女情深”这种主流话语里简单扁平的词汇包裹，回归到两个人的相处核心，不免有一场长长的误读与误解，甚至长过生命。我们无法选择父母，也无法选择子女，却又偏偏对他们抱有最天真最甜美的期待。我们期望父母有很多的爱和很多的能力，能时刻关注我们的需求，做我们最好的朋友，跟得上我们的思维，像别人的父母那样总把子女放在第一位；我们期望子女聪明好看，朝气蓬勃，带着新生的力量，同时又依恋我们，既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之轮向前征服的欣喜，又能窥见余生里老有所依的温暖。

可是，我们都被那铺天盖地的期待所蒙蔽了，以至于我们太容易忘记一个重要的事实：父母与子女，也不过是一场偶然与偶然的相撞罢了。这两者若能够成为相互欣赏的朋友，是这一场相撞中最好的结果。而多数情况是：大家彼此都很难理解对方的言行。一个朋友明白无误地说：“为什么这个社会要如此强调血亲的作用，亲人就一定是亲密的吗？人和人的亲密关系难道不应该是建立在价值观一致的基础上吗？”而另一个朋友则说：“朋友对我非常重要，因为朋友是我自己选择的‘亲人’。”

破除对血亲的迷信，看似大逆不道，却具有人本主义的意义，也能让我们以更平和健康的心态来看待父母。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血亲的权威性是地基，子女必须无条件地属于与服从父母，父母也必须以繁衍为重任—两者都必须对彼此的终生负责。在这种背景下，血亲之间没有个人边界，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大家共享空间，也必须共享精神：无论你是花生、玉米、大豆还是芦荟，来，来，我们混在一起，煮成一锅和谐的粥，煮掉一切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