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之后，周总理说，你是九大代表，我也是九大代表，你知道吗？八大的时候有个二次会议，所以开完九大你不要以为就没你的事了，你还得关心群众的事情，还得密切联系群众，还得做这个事情。八大有个二次会议，九大也许还有，有没有没关系，可是你还得关心群众，这么办吧，咱们俩来抓个点。这年的5月，北京礼花厂为庆祝“十一”国庆生产礼花时发生大爆炸，青年女工王世芬冒险去拉电闸，避免了一场更大的事故，自己却被大面积烧伤。周总理看到这个报道。1958年“大跃进”时，上海有个邱财康，烧伤39%，救活了。王世芬烧伤99%，大面积三度烧伤。报道说，休克关、感染关都过了，抢救效果好。他说，你去跑，跑完回来跟我汇报情况，咱俩来分析，然后你再去跑。我想，1969年，“文化大革命”相当紧张，周总理日理万机，哪有这个时间。但他作了这个指示嘛，我就王世芬烧伤的事去了解情况。回来后我就给他汇报，说明烧伤的严重程度等。他说：她现在这么严重，成为新闻人物，新闻记者去谁能挡住？这是头一条哪，新闻记者老去干扰，她怎么能够好好恢复呢？第二条，她营养跟得上跟不上？那时候她的呼吸道、食管上都有烧伤了，烧得太厉害了，营养跟得上跟不上？第三条，那时候是6月，天气热了，她怎么度过这个夏天？他这句话我懂。因为他从抢救邱财康就知道了，等到烧伤厉害的时候，虽然邱财康面积只有39％，已经就有一个夏天不好过的问题。人在夏天热的时候就出汗，出汗就是挥发，实际上是挥发热。人被烧伤以后，尤其是三度烧伤，把皮都烧坏了，就不会出汗了，所以她就不好过。周总理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是说得给她准备空调，这个他都想得非常细致。所以要控制新闻工作者，要保证她营养，要考虑她怎么度过夏天。然后我再去跑，回来再给他汇报，而汇报呢，也不能细说，他看到的问题比我们医生看到的医疗问题还准，有的问题准到不可想象的程度。比如说，我是泌尿科医生，那泌尿科问题我应该想得很清楚了，可泌尿科医生并没治过这种严重烧伤的泌尿问题，还不知道有些什么问题，我们的思想有很大的片面性、主观性。果然他问，王世芬泌尿系统有问题没有？我说，现在还没什么问题。而过了一段时间她泌尿系统出问题了。因为尿撒出来就沉淀了，尿壶里头就有尿碱了。因为她老躺着，尿在身体中也会沉淀，也可能有尿碱，就更容易得结石，果然她就出了结石。这些问题，使我知道，说是业务问题，可业务是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的，它总有道理嘛，怎么来认识？要很好地从全局来考虑，从全身来考虑。这件事使我就感觉到，在“文化大革命”这么忙的时候，周总理忽然想起让我去了解王世芬的病情，我想，就是因为当时我问了周总理从业务上怎么提高思想这个问题，他可能是在帮助我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要不然他那时候不会下功夫来跟我谈这个事情。所以说周总理对人的教育呀是有办法的，一言一行都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