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这些对美学伟大传统的批评可能有什么样的优点—我愿意承认那些对其内容晦涩、表述空泛、文字冗赘提出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批评的主要结论即取消艺术范畴，在我看来却是可悲的，其结果不仅对艺术本身，而且对艺术与文学研究都是糟糕的。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每一步结果：新雕塑家们展示一堆堆金属碎片、大杂货箱的组合，劳申伯格展示清洁的白画布作为他早期的作品，一位热情的批评家约翰·凯奇称赞这些白画布是“光与影的着陆场”。“具体”音乐的作曲家们生产机器和街头的噪音，听说甚至有一种沉默的音乐—三位音乐家走上舞台，站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戏剧家们展示一个男校厕所中的噪音及其淫秽的涂抹。更有甚者，马克·萨波塔创作了一部“洗牌小说”第1号，这部小说书页不装订，不标页码，可以从任何一页开始阅读。艺术与现实之间的一切差别全消失了。所有艺术都在走向自我销毁。这类做法或作品自然无足轻重，它们不过是“达达”或马塞尔·杜尚之流的老调重弹，譬如杜尚曾为纽约1917年独立艺术展提交了一个医院使用的便壶，却标上了“泉”的美名。我希望我提出的这些问题，不至于给人造成对现代艺术、先锋派或种种艺术中的实验缺乏同情之嫌，但我确实认为，像这类艺术已经堕落到零度，就要自断性命了。

我们应该回过头来谈谈对艺术本质的理解了。一件艺术品是一个客体或者说过程，它具有某种形态和统一性，与原始状态的生活是不同的。但这样一种说法却必须注意不要误入歧途，变成“为艺术而艺术”，陷入象牙塔，主张艺术与生活毫无关联。所有的大美学家都提出艺术有一定的社会作用，认为艺术在好社会中才能发展得最好，才能更繁荣。他们明白，艺术使人更富有人性，只有通过艺术，人才能变得完满。在我看来，文学研究现在应该到了再次承认艺术领域的时候了，不要在所有人面前说自己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要回到理解文学、阐释文学、传播文学的传统。否则，它就将消融在对一切历史和生活的研究中。我明白，学生们—不仅是青年学生们—是好动不安的，对这类明显限定是不满的。对他们来说，文学只不过是解决个人问题和理解人类文明问题的一种机缘或口实。然而，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结构起来的知识却需要这样的限定。每一种知识体系都必然有一个专门的领域。只有选择出—不是全部选择—对象，才能在理解和深入上有所进步。对文学研究狭隘的抱怨被近几十年来这一领域出现的大量多种多样的扩张掩饰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纽约时报》近来发表的评论提出，博士论文的题目都要穷尽了，它们挖苦文学研究已经进入琐屑无聊的境地，有人居然研究叶芝喜欢的一种草本植物（欧洲防风草），真是太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