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新语》之所以能刊出吴兴华的诗，最初就是宋悌芬（宋淇）等提供的，而最后“一致决定”发表吴兴华诗的“大家”中无疑应该包括傅雷、宋淇等位。这应该是宋淇与傅雷、周煦良等合作初次向世人推荐吴兴华。这次与50年代以后因时局因素，宋淇不得不改用“梁文星”等笔名在港台地区发表吴兴华的诗不同，吴兴华应该知道的。到了1947年2月，傅雷又起意主编“纯文艺纯翻译刊物”《世界文学》月刊，他认为“介绍各国文艺作品，提高翻译水准实为吾国文坛当务之急”（傅雷1947年2月3日以《世界文学》杂志发行人兼主编身份向“上海特别市社会局”发申请函）。尽管后来此议未能付之实施，但如办成，宋淇他们一定也是积极支持者吧？

当然，《宋家客厅》里除了主人宋淇夫妇，不吝笔墨写得最详细的是张爱玲，不仅专章篇幅最多，在宋淇夫妇和钱锺书、傅雷的章节中也都写到了她，而这正是我最感兴趣的。书中从宋淇夫妇1952年秋在香港结识张爱玲开始，一直写到张爱玲去世后遗作的整理出版，几近于一部较为完整的张爱玲“后传”了。书中所讨论的张爱玲中后期创作的诸多问题，譬如“关于《秧歌》与《赤地之恋》的评价”、张爱玲“编剧生涯及《红楼梦》剧本风波”、“为什么《色，戒》的王佳芝不可能是郑苹如？”等，张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作者在书中均根据大量第一手史料和自己的仔细分析，给出了颇具启发的结论。作者援引宋淇《唐文标“方法论”》中“我们评定一件作品的价值时，不要让‘武断’来代替‘判断’”的观点，探讨了长篇小说《秧歌》并非“授权”、“委托”之作，论证可谓周详。他对“现在大家把张爱玲的《秧歌》不是当作国家民族正史，就是当作社会学实地考察来看，或是农民调查报告，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不以为然，主张“与其跟人争辩美国新闻处有否commissioned《秧歌》，或张爱玲有没有土改经验，倒不如拿《秧歌》来看看，自己来判断更好”。这些看法我是赞同的。

大概限于篇幅和已另行撰文的原因，《宋家客厅》并未再讨论引起轰动的长篇《小团圆》，但对《殷宝滟送花楼会》《浮花浪蕊》《相见欢》《同学少年都不贱》等张爱玲前期和后期小说，都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譬如，张爱玲1982年12月4日致宋淇信中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不收。是写傅雷的。”作者就以“是写傅雷的”这句话为契机，一路发掘，终于弄清楚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与现实世界中真实人物的关系，也终于弄清楚小说中那几处与事实相抵牾。虽然张爱玲自认这篇小说“实在太坏”，但通过作者这样的追查和分析，终于厘清它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研究者讨论张爱玲如何“虚构”这篇小说，未始不是一个可喜的收获。对张爱玲这样的重量级作家而言，这样的追查和分析是必要的。周作人当年写过一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他在书的《总序》中就说，鲁迅的“小说是作者的文艺创作，但这里边有些人有模型可以找得出来，他的真相如何，……有说明的必要，此外，因为时地间隔，或有个别的事情环境已经变迁，一般读者不很明瞭的，也就所知略加解说”。这个原则对于张爱玲的小说同样适用。在此之前，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曾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中讨论过《金锁记》《花凋》等小说的“真实人物”，但主要还是根据他多年后的回忆。而对《殷宝滟送花楼会》原型的释读，作者是根据张爱玲本人的说法，自然具有不容置疑的可信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