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5年起，父亲便不再搞话剧了。为什么呢？抗战结束后通货膨胀得厉害，钱不值钱，没人承认在日据时代使用的军票，政府要求没收黄金，发放金圆券，但人们开始对纸币失去信心，于是私藏黄金，接下来就形成恶性循环了。那时候，大家即使买菜也要带一箱子的钱才够用。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只靠房租作为主要收入的宋家，家境只有每况愈下，因为租金通常早就定好，今天的合理租金到明天已经一文不值了。况且宋家还有一大帮“蛀米大虫”要养，我父亲只好外出谋生。到这步田地了，难道还办杂志、搞话剧？

所谓宋家的“蛀米大虫”，这里不得不略做解说。曾祖父宋季生的二哥叫宋佳生，宋佳生的妾氏生了一个儿子叫宋春涛。祖父去世后，由曾祖父当家，宋佳生偏房的人也花宋家的钱。宋春涛曾来香港，我父亲不喜欢他，母亲亦然，因为她嫁入宋家多年，宋春涛一直只称呼她为“邝小姐”，好像没有名分似的。但我叔父却对宋春涛非常好，供吃供住，我父亲只假装不知道，其实连我们小孩子都知道了，他怎可能不知情？

据父亲说，新中国成立前宋家在内地有很多房产。如上海有一条街尽是西班牙式平房，都是属于宋家的，这条街各用我祖父母名字里的其中一个字合起来命名，叫 “春华里”。此外我们还有一些物业，像蔡元培借住过的愚园路房子，傅雷最后自杀所住的安定坊那一整条街，全都是宋家产业。

既然宋家当时有的是房产，收入自然就靠房租。无奈宋佳生偏房一家却挥霍无度，为免他们继续败家，曾祖父就索性让他们吸鸦片，自此宋家便养了一大批好吃懒做的人。这情形就像张爱玲《金锁记》里面提及的那样。上海解放时，我父亲和叔父打算将所有产业都捐给人民政府，但解放后政府不收资本家的东西，只好交给三个远房亲戚管理，分别是陈叔陶、温之章和林姓姑丈。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宋家已在香港，可以置身事外，但这三个远房亲戚就倒霉了，不但成了批斗的对象，还被宋家的偏房举报他们徇私贪污。

言归正传，因为经济原因，父亲没有继续办杂志、搞话剧，而为了担起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他只有出来做生意。当时我姑丈（即宋哲明的丈夫）在美国芝加哥的药厂打工，公司名为Abbott。借着这关系，我父亲得以进口阿司匹林在中国经销，从杭州至上海的铁路上都有他的广告。这项生意并没有亏本，但赚到的也很有限。那几年我父亲做了许多不同的生意，而且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做。例如傅雷在昆明住了一段日子，他后来在“文革”要写交代书，曾提及受我父亲所托，到昆明发展进出口生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