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从中文大学退休，搬回嘉道理道的房子。闲暇多了，父亲就炒起股票来。父亲的本金是自己的退休金和我叔父宋希的积蓄。叔父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疟疾专家，长期驻守金边、越南、沙巴、新几内亚等地。因为工作地点荒僻，所以薪水加倍，加上有钱没处花—当时伊斯兰教领地沙巴是禁酒、禁烟、禁影视的，他的积蓄十分可观。父亲不做技术分析，只看基本资料如电视、报纸、新闻杂志、股票研究报告等，几年间便将本金翻了几番。到1987年，他察觉到形势不妙，立即抛掉所有股票，兑换外币，结果没受到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股灾的影响。由此观之，父亲不但满腹学问文章，投资赚钱的本领也非比寻常。

1996年12月，父亲因支气管炎病逝，享年七十七岁。他身无长物，房子已经转给我和姐姐，银行户头多年前又取消了，遗产处理非常简单。但律师说财产申报不可以填零，我们就写了港币一千元。2003年，母亲中风，我从美国回香港照顾她。到2007年11月，母亲去世，享年八十八岁。她的最后五年，我总算陪她度过了。

父亲去世后，我开始考虑替他出版著作全集。他的著作大概可以分为文艺评论、新诗、剧本、序跋、翻译论文、翻译作品和红学论文。这样的全集可能没有什么市场，因为他写的内容太多太杂了，要看《红楼梦人物医事考》的人，未必喜欢看《美国诗选》，要看《金庸访问记》的人，也未必爱看《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几年下来，这个计划也没有什么进展。

终其一生，父亲写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文章，但始终没有写下什么长篇巨著。以父亲的才学而论，未免太可惜了。我偶然看到1945年11月的《燕京文学》杂志，父亲有一首用宋悌芬笔名发表的散文诗《题目》，诉说了自己年青的梦想：“为什么我只能写短短的小品？我从来没写过长篇巨著，连我写的诗也是短短的抒情诗，有人说文字就是一个人性格的表现。这话我不大信……我也追求过最高的美德，坚忍的毅力，和一切‘巨人’所应有的特质。难道这些都不能使我将来的作品有五幕的悲剧，里面的英雄在注定的命运下挣扎；几千行诗史，里面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为了一个女人的秀发争斗；和二十厚册的历史小说？”

读罢这一小段文字，不由得为他叹惋。父亲不是没有雄心壮志写一个长篇，但他肩负着养妻活儿的重担，即使是那些短短的小品，也只能在公余时偷空写作。退休后，父亲炒股票已赚大钱，按理有时间去写他的“长篇巨著”，但到了那年纪偏又身体不好。如果他真要写一部长篇，那又会是什么呢？1992年父亲曾告诉我，他想写一部《张爱玲传》，因为他是张爱玲的挚友，会得到她的支持和合作，而他又最了解她的作品，所以他应当是最理想的张爱玲传记作家。可惜的是，父亲接着说他已经没有心力去做。这是他的遗憾，我觉得也是中国文学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