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有一个“巴学”，还有一个巴尔扎克纪念馆，也就是巴尔扎克的故居。当年，巴尔扎克很多时候是为了还债而写作，他欠了很多债，必须赶紧写作，好还债。但是，债主要上门哪，所以必须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他的那个故居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进门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园，往下走，还有一个后门，靠近河边，每次债主上门，都可以从此逃之夭夭。

巴尔扎克生前写了很多书，其中《人间喜剧》共有九十四篇。这些书都陈列在馆中。此外，馆里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巴尔扎克作品译本。我记得在一九七九年，馆里并没有傅雷的译本。傅雷先生翻译了那么多，但是，巴尔扎克馆里竟然没有收藏。当时，我想，不行！我们一定要把傅雷先生努力的成果介绍过去。于是我在法国进修的时候，就把傅雷的译作赠送给巴尔扎克纪念馆。这是我研究傅雷开始的时候，是进入傅雷精神世界的第一步。当时，想好好地看傅雷是怎么翻的，他的《高老头》是怎么翻的？谁知愈进入就愈感动，觉得这里面是一层又一层的，像一座大山，你进去了以后，发觉有奇花，有异草，妙诀就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可以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这是我当初在法国进修时初步的感觉。

后来，记得是一九八○年的大年初一，我从巴黎渡过英法海峡，去了伦敦采访傅雷先生的两位公子：傅聪和傅敏。当时傅敏也正好在伦敦探访傅聪。记得我经过唐人街的时候，舞狮舞龙，非常热闹。不知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在国内的时候，觉得这些很俗气，怎么那么吵，可是，一到外国这样的氛围当中，忽然看到我们的龙我们的狮，还有那锣鼓，我差不多热泪盈眶，这就是对中华民族的那种认同感。就在那个初一，拜访了傅聪和傅敏，并承蒙他们两位大力支助。我记得傅聪的家是三层楼的，那个时候正在装修，院子里杂七杂八，刚刚搬进去没多久。各位设想，在这个情况之下，有客人来，而且这位客人还是不认识的，只是宋淇先生介绍的一位研究傅雷作品的学人，自巴黎渡海而来，如果你很忙，你正在搬家，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怎么样呢？可能你会随随便便，或者客客气气地跟她见一面。这可不是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情况让人十分感动。傅聪、傅敏两兄弟我是第一次见面，可是在他们身上却体现了傅雷那种热情、好客，凡事都非常地认真、执着，对文化和艺术非常地爱好，对文学和文化的发扬非常支持地精神。

两位当时给我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包括傅雷译作的各种版本、手稿、书信等等，尤其是把《高老头》（重译过三次）三个不同的版本、手稿，《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个版本都交给我，给予我无比的信任，而我就开始从这些宝贵的资料当中，去发掘研究。有了这些原稿、作品，当然还需要很多的辅助数据。当时我十分幸运，回到香港后，就给宋淇先生打了电话，结果他把傅雷跟他通信的原件，一共十二封全部都送给了我，加上两封是傅雷给宋淇弟弟宋希的信，一共十四封。如今，大家有心去研究的话，有一本书叫《傅雷谈翻译》，除了《高老头》重译本序言中谈“要神似不要形似”的主张，这批信件几乎囊括了傅雷谈翻译所有的主要理论。除理论外，这十四封信，每一封都是谈各种翻译问题的。

对我来说，当时大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原来有这么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他对翻译的认真、专注，点点滴滴都在信里头显露出来了。这些信讲到中西文化的不同、中西文字的不同，翻译的困难、翻译的要求、翻译的准则、翻译的标准等等。这批信其实最早到我手里，等我写完了论文之后才交给傅敏，再经过一些时间，才正式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