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1895年）

大院君被扫除以后，朝鲜政治形势有了显著的变化。尽管政府依旧腐败，权力分散，通货因膨胀而贬值，国家正遭受着半饥饿的威胁，但王妃及其党羽如今是至高无上的，没有遭到明显的严重反对。他们当时是亲华的，因为王妃的闵氏家族源于中国。他们也是朝鲜最大的贵族和最大的地主。他们对其两个互相竞争的邻国的态度是矛盾的：日本督促朝鲜人采取他们不愿去审视的进步措施；而中国尊重他们管理自己的权利，而且较为随和，更何况中国在19世纪80年代仍然是远东最强大的国家。朝鲜人喜欢中国人，却嘲笑他们；憎恨日本人，却崇拜他们。乔治·寇松 这样评述道：“朝鲜人与日本人之间的种族仇恨，是当前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朝鲜憎恨日本人，却崇拜他们。注重礼节的日本人在朝鲜滋生出了霸道与蛮横的习气，之所以如此部分归因于民族的虚荣心，部分则是对往事记忆犹新所形成的。普通日本人利用一切机会欺侮朝鲜人，反过来朝鲜人又对前者恨之入骨。”

然而，日本不会坐视这种不利的形势发展。它不认为它与中国就朝鲜控制权发生的斗争会和平地解决。因此，日本专注于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同时鼓励其人民在朝鲜定居经商。到1884年，在朝鲜商贸中心区域经商的日本人比中国人多出了十二倍。而且，日本抓住一切机会培育针对王妃的政治对手。日本人发现，许多朝鲜访客，包括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人，愿意倾听日本就后面这桩事情提出的建议。金玉均是一个年轻的贵族，风度翩翩，才华出众，被视为一个日益壮大的党派 的领袖。他于1881年去日本居留，自愿服从国王之命，因为这使他置身于大院君残忍的独裁统治之外。1882年，当这场危机平息之时，他和日本公使花房义质一道回国。那时朝鲜宫廷正在挑选一名使节赴日商谈十二万法郎的借款，金玉均被提议担任此职。但是，他谢绝了这一任命，推荐国王的姐夫朴泳孝为代表团团长，他自己则做顾问。在完成这次使命后，他留在日本，同时扩展了与日本政治领袖们的接触。他给其欧洲和日本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过来，他自己完全信服了欧洲文明的优长，对日本的社会与经济进步尤为折服。通过与权倾朝野的井上伯爵的一次会面，他明白了日本对其祖国的强烈愿望，后者对他说道：“我们的军备计划不单是为了自我防卫，也是旨在协助贵国获得完全的独立。”2他的其他日本朋友这时向他暗示：只要他能获得朝鲜的政权，他就能取得很大的成就。于是他决定回国。

金玉均回国后，受命负责殖民事务，后来又负责对外事务。他发现亲华的闵妃集团地位十分牢固。尽管驻扎在汉城的中国军队已从三千人减少到一千五百人，但在四名指挥官和袁世凯控制下的朝鲜新军有四营之多，总计有五千五百人，并配有大约三千支皮博迪·马蒂尼步枪。四名指挥官为右营的闵泳翊，左营的李祖渊，前营的韩圭稷，后营宫廷卫队的尹泰骏。这四营部队构成闵妃党势力的一个支柱。另一个支柱，很奇怪，竟然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鹭宾·赫德爵士于1883年派到朝鲜的德国人保尔·乔治·冯·穆麟德（P. G. von Mollendorf）。作为中国在朝鲜的代理人，此人无疑很有才干，但任性而武断。他的穿着和举止都像朝鲜人，并控制着朝鲜政府的财政。

袁世凯与朝鲜的国王和王妃相处得很好，以至于国王于1883年初要求他出任新军的统帅。吴长庆将军不同意这个提议，但这未能妨碍袁世凯控制新军四营的操练。

与此同时，中国在安南 与法国发生了军事冲突，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似乎即将爆发。1884年11月12日，袁世凯给李鸿章寄去一封密信，将汉城的政治形势概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