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文件的日期是“七月十日”（1886年8月11日）。袁世凯说，闵泳翊将该件的拷贝偷出王宫交给了他，日本公使也通知他：此件存在两份拷贝。袁世凯担心冲突公开化，向李鸿章建议：他（袁世凯）应该亲自发动一场政变，把国王及其亲俄的随员们赶下台，采取和1882年将大院君押往中国一样的方式。然而，李鸿章比他谨慎。他通过中国驻圣彼得堡的公使，并直接与朝鲜国王沟通，打探这份文件的真实性，结果是，俄国的外交大臣和朝鲜国王都对此事矢口否认。但是，这个文件被发现的相关消息，在不小的程度上扰乱了汉城。国王的顾问德尼在8月16日，或在那一天前后，拜访了袁世凯，要求看那份复件。这时候，闵泳翊和袁世凯待在一起。在袁世凯拒绝了德尼的要求之后，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德尼“激烈地指责袁先生是这一情报的唯一作者”。20由于相互的指责得不到有用的结果，德尼前往天津，试图劝说李鸿章将袁世凯调走，但那位老人不愿照办。袁世凯留了下来，他与闵泳翊同德尼的关系自然恶化了。

这个事件表明袁世凯缺乏外交经验，它还引得我们要问：闵泳翊究竟是否偷过那份文件的复件？如果他偷了，是在何时，是如何偷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最近发表的墨贤理致赫德（Sir Robert Hart）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在这封信中，墨贤理说，英国驻汉城的总领事贝德禄 是伪造者。贝德禄的继任者巴克（Parker）发现了这个阴谋，向墨贤理做了详细的报告。墨贤理写道：

巴克发现贝德禄应独自对此负责。他编造了朝鲜要求俄国保护的故事，伪造了那份文件，以欺骗袁世凯。

当那份文件的内容已众所周知的时候，驻汉城的所有外国代表宣称它是伪造的，只有贝德禄除外。22贝德禄可能有意借此延长英国占领半岛南端巨文岛（Port Hamilton）的时间，而闵泳翊可能跟他合谋，利用这份伪造的文件来败坏袁世凯的名声。这是因为，1884年的危机过后，英国担心俄国在朝鲜和远东的影响有可能升级为实际的控制，于是在1885年5月占领了巨文岛。闵泳翊的计划可以视为他的另一次尝试，其目的是维持其祖国的权力平衡，并抵制袁世凯在朝鲜事务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李鸿章要求闵泳翊赴天津就其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暧昧角色提供解释，闵泳翊自然不愿接受这个邀请，但他受到很大的压力，终于在1887年8月抵达烟台，在那里向李鸿章的副手盛宣怀解释了他的情况，然后乘船去香港度过流放的生活。

为了安抚袁世凯，国王派了一位廷臣去拜访他，问他要怎么做才能打消中国对朝鲜的疑虑。袁世凯提议让金允植重任外部大臣。这件事接着便好办了。但是这位亲中派的大臣及其副手伪造了一份国王诏书，向日本借了五千日元，此举可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当这一罪行暴露时，两个罪犯都被放逐了。

在俄国事件之后，朝鲜摆脱中国的努力仍在继续。1887年，国王通过德尼的中介，要指派一名全权大使前往美国，指派另一名全权大使去欧洲。这是一个精明的策略，因为当时就连中国也未向世界上任何地方派出全权代表。一旦指派出去，那么朝鲜的使节就会享有比其中国同僚更高的级别，在其驻节的国家，就会得到更高的待遇。这一次，这个策略的始作俑者又是流放在外的闵泳翊。袁世凯很清楚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对此加以反对，其理由是：朝鲜与美国和欧洲都没有足够的贸易往来，所以这个任命并不合理。李鸿章也坚持说，即便这个任命是绝对需要的，也要得到中国皇帝的批准。

朝鲜的宫廷铁了心。1887年9月23日午夜，驻美国的使节离开了汉城，但是停留在城郊，等待进一步的指令。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极力劝说国王将他召回，到了凌晨4点半钟，那位使节回城了。接着，国王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一连串的抗议，后者终于容许了这个任命，但要服从三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