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第三条道路”

C市两大派斗争日渐激烈，两边营垒中都有一些主和派，但力量很小，成不了气候。我们考虑，这些力量能否先聚在一起，从两派中超脱出来，形成第三种力量。于是，许多人经常在九中聚会。

九中的组织是唯一不隶属于任何一派的独立力量，他们人数众多，纪律严明，头头好学深思，敢于坚持己见。我们去九中时，先与我们交谈的是一个高三学生谢。他给人的印象是个头高大，肩宽腰细，披一件军大衣，目光炯炯有神，手势有力而夸张，使人想起电影中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后来知道他父亲是省人艺导演，他几岁时就登台表演，扮儿童角色，现在摆出《列宁在十月》中的领袖姿态当然不难。我还认识了一位来自西南局机关的干部，他是某群众组织的第四号人物，厌倦了派性斗争，想组建第三势力。虽然我与他来自不同的派别，第一次见面彼此毫不熟悉，但他讲起话来给人极其坦诚的感觉，分析形势既一针见血，又高屋建瓴。与他打交道，我才明白了什么叫恢宏气度、大家风范。

西南局是党中央派驻西南三省的最高领导机构。当时中央号召群众组织大联合，我这一派的头头做出响应姿态，大造“紧跟中央战略部署”的舆论，对立派显得越来越被动。在这关键时刻，西南局一个姓洪的女将，抛出一篇《在革命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的文章，一下子就把舆论扭转了。这篇文章写得极为老练、雄辩，如果落款不是某群众组织，完全会被当成《红旗》杂志的社论。这也难怪，据说洪女士是原西南局第一支笔。和这种官方专业秀才相比，我们这些业余的“理论家”就感到自愧弗如了。我前些年经常在《光明日报》上看到S省某些理论刊物的目录预告，知道洪女士正致力于论证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很想再睹其文采，看看她的笔力是否雄健如当年，但终究没找到有关刊物。

与我们接触的那位第四号人物，终于不能见容于他们组织中洪女士一类的多数，逐渐失去权位。我既尊敬他，又替他惋惜。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的失势，倒有可能躲脱日后当“三种人”的厄运。

九中另一位人物张，不爱抛头露面，言谈也很平实，据说该组织有影响的文章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他似乎不乐于去做组织方面的工作，而更喜欢把时间花在书本上。下乡三年之后，他调回成都，在一个汽车修理厂当工人。他告诉我，他每天就带几本英文书去上班，活儿不多，就拼命看书。到1977年时，他未经大学本科，直接考上北大英国文学系研究生，除了被导师杨周翰器重外，还深得朱光潜和钱锺书喜爱。我1987年圣诞节时去哈佛大学，见过他几次，那时他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念博士学位，但已经替系里指导硕士生，并用英语出版了学术专著。张现在美国任教，但我常在《读书》等杂志上见到他的文章。我很喜欢他写的东西，不在于知识的渊博，而在于他对中国现实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和稳健的把握，与那些学了点儿后现代主义理论就想拿到中国来鼓噪的人大不相同。我想，这肯定和他青年时代的历练有关。

我们的第三条道路到底没有走通。在运动中，我最大的体会是，理智的声音是极微弱无力的，再高明的思想家、再深刻的理论家，也敌不过不负责任、巧舌如簧的蛊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