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下乡，机会难得

我打小出生在北京，九岁才因父亲调动工作回到故乡湖南。刚来长沙的时候，家中的三兄妹满口的京片子，对处处湘音的交际环境很不适应，没几天就开始学习方言，说起南腔北调的长沙话。父亲对此显得非常重视，也非常不安，他把我们三个叫到一起，很郑重地宣布了一条戒律：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坚持说普通话，谁要是违反纪律，每天晚饭后分配的糖果就要被取消。对这样强硬的规定，我们既不理解也不想服从，就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在家说普通话，在外边说长沙话。

父亲是一个满口湘音一生未改的人，他为什么对这种操了大半辈子的口音如此忌讳，以致要叫他的儿女避而远之，我在多年之后才得知了答案，那时候父亲早已化作青烟，不知飘去何处了。

专门研究30年代左翼作家群的学者杜元明告诉我，据他掌握的资料，我父亲在当时的青年作家中，是个沉默寡言的人，除了同乡张天翼，以及朱凡、邵荃麟、吴组缃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外，与外界交流甚少。究其原因，竟是他那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极大限制了他的交际活动。早年的父亲在他的家乡涟源，曾经是个聪颖善辩、谈笑风生的青年才俊，十里八乡小有名气。后来到了外乡，口音不通使他感到极大窘困，渐渐变得孤僻起来。与他多年共事的人们，回忆我父亲的时候，都一致认为他是个忠厚老实、不善言辞，并且也古板固执的人，跟他早年在家乡的形象相去甚远，口音使其然也。这样的经验导致父亲对下一代的口音格外重视，以避免子女们再跟自己一样受困。

口音可以改变人的性格，甚至于改变人的命运，看似有点儿耸人听闻，但后来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事情，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普通话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远不如现在这样普及，我自小操得一口京腔，使我在同学里有些特殊。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逢有重大活动，也常抛头露面。不承想，就是这连雕虫小技都算不上的本领，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在下乡插队的前途已成定局的时候，获得了一个逃避的机会。

那天我正在广播室播送通知，有人跑来通知我到校教务室去，说是省文工团到中学来招收小学员，来人从广播里听到了我的声音，要让我去面试点见见面。

我走进面试点的时候，例行的考试已经结束，校文艺宣传队的男孩儿女孩儿，还聚在那儿探头探脑，显然在焦急地等待消息。记得主持考试的人见到我，二话不说就让我朗诵一首诗，我便选择了毛主席诗词中的《七律·长征》，按照当时流行的腔调，铿锵有力地念了一遍。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主考人又问我会不会跳舞，我说不会，他说，那就做一节广播体操吧，第七节。我按他的吩咐做了这节跳跃运动，窗外传来一片笑声，宣传队那帮自以为美的孩子们，肯定觉得我这么一个比业余还业余的选手，居然来参加专业文工团的选拔，太滑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