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操作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自然是相当重要的，这一点不容否认，只是它必须建立在普通美学接受的基础上。把这句话细读下去，就是说，做学者必须建立在做普通人的基础上。二十年来，一切方法的变换、视角的变换，都是表面的遁词，决定着这些变换的最根本者，乃是人文学者道义身份的变换。

正像叙事性文学中叙述者的身份十分重要一样，学术论著中也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论述者”。因为是“论”不是“叙”，所以他天然地具有道义功能。二十年以前，这个论述者的道义身份是执政者在学术领域的全知全能的代言人，他要粗读就粗读，要细读就细读，自由出入，万物在我。后来，这个论述者的道义身份变为执政者的一部分的代言人，粗读和细读都受到了有意的限制。再后来，论述者开始有意改变粗读和细读的比例，进而本质性地颠覆自己的身份，变作“为民请命、为民启蒙”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在与权力话语的对抗中自以为上应天命、下合民心，谁知天命不可测，民心更无常。在经历了天意的重创和民心的冷落后，知识分子的道义信念发生了动摇和崩溃。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一词大面积地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学者”“批评家”“文化人”等模糊概念。这些概念摆脱了知识分子的道义负荷，企图“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而，正像鲁迅所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而要做超阶级的文学家实在是心造的幻影一样，这些身份暧昧的论述者不可能彻底泯灭或隐藏自己的道义倾向，只是那种企图泯灭或隐藏的努力造成了道义倾向的摇摆和混乱。

许多“学者”仍然继续执行着知识分子的学术功能，尽管他们穿着学院化的西装，领带打得很规范，但主流意识形态的御史大夫们一眼就能看穿他们的领带曾是裹头的红巾，西装翻过来就是迷彩。“学者”终不能迷惑御史，只好在一脚道义、一脚学术的双轨蹒跚中艰难地，然而又不无自得地进行下去。

“批评家”的身份感受要比“学者”好得多。他不但可以批评知识分子，还可以批评“学者”，还可以批评“批评家”，乃至一切人。所以“批评家”的道义身份是复杂的，他需要找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瞄准点，又需要不断地“打死打伤敌人若干名”以表示自己没闲着，所以有时不管该不该打，只要在瞄准器上有个人影一闪，就急忙扣个连发。有时发现一个便于射击的“视角”，也不管这个视角是何人开发建设、用于何种投资方向的，就趴下去埋头扫射。因此，“批评家”们的道义身份经常自我矛盾或青红不分，批评本身的分量也就随之大大地打了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