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战争。我们随时都处于“大时代”，战争并非都是流血的革命，这几亿人如大军般的迁徙、流散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一点儿也不亚于一场战争，并且是一场持续的、必败的战争。所谓的“小时代”，个人化的、小资产阶级的、物质的“小时代”，只是一个假象。裂隙无处不在，我们被锁定在特定的场域中，被围困在真空之中，探讨着言不及义的话题，对同属于一个生活场景的另一面视而不见。那些鲜亮的术语、概念就像那疥疮，密布于身体，却是在吸噬你的精气神。或者，其实从来如此。

历史意识的生成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无关，重要的是“我”与历史的连接方式。历史存在于其与“我”的关系之中。历史就是你自己。以“我”——既是个人的“我”，也可以是大的集体的“我”——为原点，以经验世界为基点，向过去和未来辐射，并不都导向主观和偏差，相反，它能使我们的思考更有切实的基础。对于处于尴尬位置的“70后”而言，摆脱无历史的空虚之感和历史阶段论，也就摆脱了那种无谓的自恋式的感叹。无论何时何处的生活，都如阳光下的灰尘一样丝缕可辨，历史纷繁而又清晰异常。

大历史和大事件为后人的反思提供最基础的内容，但也很容易传奇化、浪漫化和概念化，就像今天许多人在重新谈起“民国”“解放战争”“文革”“知青”，多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在溢美与否定之间走钢丝，却对认知真正的历史毫无帮助。能粉碎大历史框架的恰恰是个人的记忆，是历史空白处的琐屑和不引人注意但却又久远的伤痛，它影响，甚至制约着历史的运行。1986年的麦冬在我身上留下永远的痕迹，而父亲和吴镇的许多人也因此一蹶不振。和广州做生意的那家人，原是吴镇最早的万元户，在麦冬神话传来之前，正准备兴土木、盖豪宅。之后，丈夫出去避债多年不归，老婆在家做种种零活儿挣钱还债并养活三个儿女。多年之后，在走过一个地方时，年老的女人仍然忍不住说，这就是当年我们看好的准备盖房子的地方，两层，十四间，砖瓦都买好了。她的手横着、大力地划过去，划出了一道虚空。麦冬，这个椭圆的、乳白的小果实，附着在“南方”“改革”身上，结结实实地改变了他们一生的轨迹。

对我而言，西方的概念来自于郭靖、黄蓉，而同性恋事件要大于1989年的历史事件，因为它们对我更直接，所产生的思想震动更大。阐释历史的通道并不只来自于大的政治事件，也可能仅来自于一个词语。

与此同时，回到梁庄对我而言是一种激活，重新找到思考的起点和支点，并激活自己的生活——学术生活和实在生活。它是一种学术实践，我从来不认为它只是创作实践。这四年多的田野调查、阅读和写作给我的锻炼和启发不只是最终的那两本书，而是我似乎越来越接近问题的源头，我注意到由生活实践所折射出的观念冲突，由观念冲突所引发的生活实践的种种反应。我意识到“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的生成性（自晚清以来它一直处于被塑造中）及这一生成背后的社会意识的变迁、时代精神的分裂和利益驱动的巨大作用，它们互相生成，并且正塑造着新的中国形象。我想我会重返书斋进行学术研究，并且我会把这一学术研究看作我的生活实践的一部分——它不再只是无关风月的书斋生活，而是历史的一部分。“生活实践”，即与正在行进中的历史相结合的能力，从正在行进中的生活场域寻找理论的起点和依据，最终达到一种及物的思考和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反对过早的专业化，反对过早的平静，我崇尚某种行动、冲突，甚至自相矛盾（包括思想上的），哪怕它可能偏激，可能错误，也比四平八稳要更有启发性。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偏激和愤世嫉俗是一个可以向上的词语，但如果没有扎实的考察和思考支撑，也会流于某种狡诈的圆滑和为虚名寻租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