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西安事变之后

陈诚新传 作者:史玉根


在西安事变中,陈诚的态度为何如此强硬,拒绝张学良和平解决的方案?这应该是他一向反共的体现,也是他绝对服从蒋介石的表现。不过,有关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言行,大都出于他后来的回忆录,也可能是为了表白自己而有意粉饰。樊崧甫的回忆透露的一个细节也许可以看到他的另一面。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何应钦等主张武力讨伐张、杨,并调集大军向西安进攻。陈的部将樊崧甫充当急先锋,率四十六军逼近西安。张学良得知后,叫陈诚写信制止樊,竟被陈拒绝:“我现为拘囚,他还肯听我的命令么?我实在无能为力。”张说:“樊打进来,我拖着你们一起走。”陈说:“副总司令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不过,你可以找蒋百里老师想想办法看。”蒋百里曾任保定军校校长,在保定生中享有极高威望,当时被拘,由他出面或许能出个好点子,也许更能化解危机。可见陈诚也不想把事情搞复杂,更不想丢命。

陈诚原以为中共的介入会让他丢命,可是中共不但没有要求惩办他,相反还提出要“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对此,陈诚应该也有所感悟。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西安谈判的中共首领是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当年陈诚在黄埔军校当教官,在东征陈炯明的战役当炮兵连长,周恩来是他的上级,而后来在赣南,周是中共中央的领导者,指挥红军与陈诚的蒋军作战。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京后,蒋违背信约,不仅扣留了张学良,并且组织5个集团军进逼陕甘。1937年1月初,国民政府特设“讨逆军总司令部”,由蒋介石、何应钦直接指挥,对西北用兵。

陈诚被任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并随即将部队展开于陕境黄河以西、渭河以北地区。陈诚到陕后,首先对从杨虎城部分化出来的冯钦哉部进行了改编,将冯部第四十二师扩编为丙种师,让冯兼任陕西省保安司令,又发给特别费及其他奖金,以此作为对冯背叛张、杨的酬劳,使其与第十七路军完全脱离了关系。

在陈诚的软硬兼施之下,刚刚建立起来的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这三支抗日力量的联合,遭到了破坏。杨虎城部被迫撤往三原,中央军第三十六师宋希濂部始进驻西安。与此同时,东北军一部投蒋,一部在陈诚所部的监督下,准备东开移防。

当时,陈诚向蒋介石发出了一份密电,陈述了对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部分力量的总策略,称“张杨赤三部固不能同时作彻底之解决,但须分别先后,针对情势,期达次第适当之处置。”他认为对张、杨,均需以大局为重,不必顾及“少数人之面子”,对红军,则应“以八九年来一贯之国策为重,而以苟求一时表面之安定为轻……所谓西北问题,决非不能了之事。”

樊崧甫在回忆文章里说,“西安开城,顾祝同与杨虎城、何柱国妥协后,唯陈诚独自剑拔弩张,跃跃欲试。陈的参谋长刘耀扬、副官处长杜伟和我都劝陈勿再对张杨部队作敌对姿态。陈方命我代理总司令,自己回南京去了。”

当然,历史车轮不会随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而转动。西安事变最终还是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而陈诚本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也还是以民族利益为重,搁置了党派之间的恩怨,与中共党人,特别是周恩来进行有限度的、比较平稳的合作。

由于这次共同“赴难”,陈诚令蒋介石更为看重,其地位更显重要。1937年6月,陈夫人谭祥生了一个儿子,陈诚为他取名陈履安,以纪念他与蒋在西安事变中的历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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