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他说，“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你这人太过聪明，对工作也很投入，但我们之间的问题总也解决不了。”

太过聪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之间存在问题的原因之一。过去，拉姆斯菲尔德更容易相处，他当时只是一个支持我的政治事业发展的元老级人物，现在我们平起平坐，我们之间地位的转换让他难以适应。

而鲍威尔对于我现在所处的职位似乎毫不在意，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我跟他是在1987年认识的，当时他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助理一职，而我当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干了一年。我们一起享受了一顿愉快的午餐，我们谈到了我的未来，他和他夫人阿尔玛成了我的好朋友。我跟阿尔玛在亚拉巴马伯明翰很有渊源。家父曾为阿尔玛的叔叔工作过，她叔叔曾是全美第二大黑人高中的校长，而阿尔玛的父亲——R.C.约翰森则是最大的黑人高中帕克高中的校长，这在种族隔离的中产阶级社区堪称传奇。

鲍威尔对国安局工作的艰难十分清楚，也试图支持我的工作，但我相信他觉得我不够实力支持他以及他在国务院的工作。他曾多次问我为何不去总统那里“告国防部的状”，只要他们的工作有任何疏忽或做得不够周到，我都可以去，虽然有些是莫须有的罪状，但是有些确有其事。他可能并不知道，其实我经常去总统那里为国务院打抱不平。

但说老实话，我有时会想，他为什么不更好地利用他本身的优势？有时我会去总统那里，建议他跟鲍威尔一起共进晚餐。之后，两人的关系改善了很多。我经常在开会之前就告诉总统，鲍威尔可能会不高兴，而且还会表露出来，但是他却没有。总统有时不知道鲍威尔到底有多不满。我可没工夫分析他们的心理，但我有时会想鲍威尔为何总是畏首畏尾，也许作为军人的他有诸多拘束。当然，他必须设身处地站在总统的角度思考问题。因此，乔治·W. 布什对科林·鲍威尔总是恭敬有加，且是发自内心的。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很复杂。

总而言之，布什也知道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之间有嫌隙，做决策时总会磕磕碰碰。我的任务就是改善这两人之间互不信任的关系，问题愈加复杂时任务也愈加难以完成。一天，在做最后的决策时，鲍威尔可能是对的，他跑来问我：“总统为何不迎难而上？我们其中一个得去说说他。”我本应该去总统那里问个究竟，总统也许会做出改变。可是从哪里着手呢？在跟国外政府打交道的问题上，鲍威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拉姆斯菲尔德领导下的国防部正在开战。我亦觉得最好促成此事，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几年后等我入主国务院时，这种官场斗争也让我受益匪浅。

直到最后我们的关系也没得到改善，拉姆斯菲尔德在副总统面前抱怨说，在做决策时我总向着国务院，而鲍威尔则抱怨说国防部跟副总统等人串通一气，没有将国务院放在眼里。高层之间的斗争亦带来了负面影响，他们底下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有时，雾谷（美国国务院所在地）的工作人员竟会向媒体透露国防部正处处针对国务院。这种泄密导致的后果肯定是两败俱伤，两个部门的行政人员本该通力合作，为总统出谋划策，但现在他们越来越不信任对方。那些泄密人员只是想在媒体面前证明他们消息灵通、未卜先知。但我怎么也想不明白，难道告诉媒体鲍威尔处处被国防部压制就能提高国务院的地位？事实上，国务院并没有失去应有的利益。

我亦多次问过自己，要怎样做才能让他们互相信任，提高工作效率。大多数时候，我和斯蒂芬·哈德利使这个陈腐的系统运作良好。我们的工作也极富成效：比如阿富汗战争，帮助解放利比里亚，促使北约进行改革，维系巴尔干半岛各国和平，处理印度和巴基斯坦危机，发布“总统同情心政策议程”（President’s compassion agenda），重拟解决巴以冲突的方针。但是，在伊拉克征税问题上，国安会的压力使得这一问题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