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去世不久，台湾孤岛上一个叫苏雪林，自我感觉良好的半老徐娘跳将出来，高举“倒鲁”的大旗，于这年的11月公然“鞭尸”，该“徐娘”在致蔡元培、胡适的信中，以一种近似变态的心理，对鲁迅进行激烈攻击。苏氏谓“新文化产业，被左派巧取豪夺”，“今日之域中，已成为‘普罗文化’之天下”，“鲁迅死后，左派利用之为偶像，极力宣传，准备将这个左翼巨头的印象，深深打入青年脑筋，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以为酝酿反动势力之地”。信中，苏氏促使胡适立即站出来做“取缔‘鲁迅宗教’”的工作，又在信中骂鲁迅为“假左派”、“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等等。[4] 

曾被鲁迅骂为“焦大”的胡适读罢此信，对苏雪林做了如下回答：“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苏氏没有想到与鲁迅不睦的胡适竟说出此种话来，从言词把握的分寸看，这个回答，胡是把鲁迅仍然当作对立面来看待的，但却抱了极大的同情与尊重，若说其间有何不恭的之处，便是“狺狺”一词。更出乎苏雪林意外的是，在同一封信中，胡适对苏氏粗暴卑劣的“鞭尸”恶行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胡说：“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又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份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5]

一生与鲁迅见过两次面，并对鲁迅的作品极端崇敬的苏雪林（安徽省太平县人，生于浙江瑞安。曾留学法国学习艺术，后回国在几所大学任过教授。1949年赴香港任职于真理学会，1952年转台湾做教授，1973年退休）为什么后来对鲁迅如此愤恨，居然做出了“鞭尸”的疯狂举动呢？有研究者认为这是苏氏渗杂进了“爱而不可得的”怨恨。[6]据说，大陆鲁迅研究者陈漱渝到台湾访问时，曾专门和苏雪林有过一场对话，并问苏为何对鲁迅如此激烈地攻击。苏答曰：“有人说，我之所以攻击鲁迅，是因为我对鲁迅单相思，爱而不得转为恨。这是没有根据的。”当时陈并未提问苏是否爱过鲁迅，是否因爱而不得而转怨恨，苏氏突然神经质地说出此话，是在表白什么，还是在透露什么信息？陈漱渝没弄明白，其它人似乎也没有兴趣对一个神经质患者的话弄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