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那段知青历史呢？我觉得这和亲历者在上山下乡后的境遇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属于‘青春无悔派’，因为我返城后事业一帆风顺，兵团的经历成了我人生阅历中的闪光点。现在哪个成功人士只要说他当过知青，别人马上会觉得他是个脚踏实地的人。朋友对我说，濮存昕你现在可是人尖子啊。从话剧表演艺术来说，我得到的确实很多，这一方面是命好，另一方面也因为自己的努力。

“我现在的梦想是把自己从剧院里摘出来，已经当了20 多年台柱子了，不想再当重任。‘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那种担当感，早在‘文化大革命’中耗尽了。1972 年林彪的‘9·13’事件发生后，我们在兵团一级战备，一人发一木棒子，谁都觉得挺正常，就没想想用这棒子抡谁去，是林彪集团的政治野心家们，还是从黑龙江对面开过来的苏联军队？那时的家国意识特别强烈，在国家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候，拿起木棒子就是担当。那段历史给我的一个深刻教训是：凡事要有独立的思考，不能跟着多数人瞎起哄。在表演艺术上也是如此，大家都那么演，你就千万别那么演。

“我有很深的知青情结。大家一起苦过来的，无论返城后的道路和境遇如何，那份感情是抹不掉的。我回过北大荒，也经常和我的知青兄弟们相聚。最近我去上海，和大家聚过四次。有时实在没时间，老战友们打个电话聊聊也好。至于大家在一起时聚会的气氛嘛，那得看有没有酒。没酒时大家就是正常聊天，喝点酒就不一样了。”

说到这里，濮存昕举止滑稽地学起了酒后和老知青们相聚时的说话口气，他腰一弯脖子一伸，左顾右盼一下后用老北京话憋起嗓子说：“你那会儿跟谁谁谁好，怎么也不跟哥们通通气啊？不够意思啊！”

我没有问及濮存昕返城以后和北大荒的交流，一方面我知道他是一个不喜欢自我标榜的人，另一方面我对此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我在宝泉岭农场时只要一提他的名字，人们都说“大夯”（濮存昕在兵团连队时的外号）是个不忘本的“大腕”。2001 年，濮存昕在重返宝泉岭农场时掏出30 万元为当地孩子助学，不是发钱，而是要用这笔钱成立一个“知青助学基金”。他叮嘱当地人一定不要用他的名字。他说，我只是尽一份力，带一个头，如果带不来新人，我每年都注入一部分钱，让这个基金不断加大。

在2003 年北京“黑龙江绿色食品周”和2004 年哈尔滨经济贸易洽谈会上，濮存昕都站在展台旁边当起了宝泉岭农场产品的义务宣传员。在中国众多明星在重金之下为种种国际奢侈品或连自己都没吃过的昂贵保健品充当代言人的时候，这位享誉全国的艺术“大腕”无偿代言的是什么呢？是“宝泉岭豆酱”。

我很理解濮存昕，因为我至今还常常会在梦中接到重返太行山当农民的通知，而且再无归日。刚返城时做这种梦，我和他一样会被惊醒，但今天我们都把下乡故地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差别仅仅在于，我的这种感觉更多来自个人的历史体验，而小濮则更多来自对北大故土的挂牵。我相信，宝泉岭农场的特产如果是臭豆腐，这个“濮大腕”一样也会无偿代言，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谈话结束时，我问濮存昕有没有老照片，他说：“这事儿我交给女儿办，她要是拖拉，我掐她后脖梗子也得让她给办了。”

我们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