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干瓦工的第一个业绩是建了一个厕所，接着又挖了一个菜窖。我是大工，俩女知青给我当小工，给我递砖递灰。后来我当了粮食保管员，组织扬场、入囤，检查粮食水分。干的时间长了，技术上牛大了，抓起粮食来用嘴一咬，就知道有多少水分。

“农场改兵团后，2队的编制名称是3师21团3营2连。兵团战士和职工是有区别的，当时我父亲还被管制着，我在连里评不上兵团战士，觉得是一种耻辱。我们家也散了。奶奶被我小姑接到了沈阳，母亲被下放到河南息县的经贸部五七干校，姐姐到四川夹江当了兵，哥哥大学毕业分到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弟弟到山西夏县插队，我在兵团，只有我父亲一人留在北京受审查，一家7口人7个地方。这种情况让我不敢写入党申请书，不写申请就不用接受外调，我怕人家把我家的政治问题摸透了。一直到1971年我才第一次回北京探亲，当时已经当副连长了。

“珍宝岛一打仗，我的机会来了。能经受住战场考验的人还会是政治异类吗？这是证明我自己的机会！3月2日第一场战斗发生后，连里来了个现役军人工作组，估计那会儿正在准备往前线派兵团的人，他们觉得我的组织能力还行。没两天，选人参加担架营的通知下来了，我们连要出一个班。我是生产管理中的重要人物，一开始连里不同意我走。我说，场院上的活儿已经完了，我要上前线！经过好一番争取，领导总算点头了，还任命我当班长。全班12个人，四五个老职工，剩下的是知青，北京的、哈尔滨的、双鸭山的都有。战斗任务一下来，连队气氛大不一样，老职工之间的派性也不闹了。3月8日连队组织欢送，女青年给我们戴红花，一人胸前别一朵，我们觉得很光荣。

“3月9日我们到营里集合，4个人分一副担架。这时我又升官了，被任命为担架营1连3排副排长，同时还兼着2班的班长。3排的知青一共39人，占全排总人数的60%。3营里又搞了一次欢送会，然后送我们到团部集合。在那里，团领导宣布21团担架营成立，1、2、3营组建起担架 1 连，4、5、6 营组建起担架 2 连。两个连合在一起约 450 人。

“团部就是853农场的场部，在宝清县完达山下的小青河边上。兵团的18团（原友谊农场）有10万人，号称‘天下第一团’，我们21团4万人，60多万亩地，可称‘天下第二团’。很多小团也就相当于我们一个营，开汽车两个小时出不了我们团界。

“我们在10日做战前准备，11日下午接到出发的命令，在冰天雪地里坐敞篷卡车走了一夜半天，夜间温度零下20多度，都冻得够呛。我和杨一平坐一辆车。他在车上是岁数最小的，17岁，不怎么吱声的一个人，路上给冻伤了也不说。12日到五林洞驻地后安营扎寨睡马架子，四百多号人挤在两个四面透风，长不过20米、宽5米多一点的破草房里，我给全排的人分铺位，每个铺也就两掌来宽，因为睡得太挤，我坐了一晚上。咱是副排长嘛。

“13日开始搭帐篷，我们有了一个像样的营地。我们的位置和部队挨着，珍宝岛战斗英雄杨林的帐篷就离我们不远。那时的部队不怎么会打仗，都搞‘支左’稳大局呢，要上前线了才开始正经训练。杨林能打，因为他是老兵。

“离驻地不远的一幢木板仓房有一具苏军士兵的尸体，是3月2日的战斗中被击毙后运过来的。天气很冷，尸体坏不了，怕晚上狼给叼了，给挂在房梁上悬着，我进屋一看，他就这样……”

说到这里，朱波闭上眼睛作出了一副耷拉头垂手的样子。

“我进去后把丫衣服上的军扣给拽下来一个做纪念。后来这个尸体在4月初还给苏方了，劈柈子做棺材的活儿就是我们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