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还没有爆发以前，整个国家已经在开始西迁南撤。生活在大西南一隅的重庆人忽然发现自己的城市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举足轻重，是腥风血雨的战争中最后的庇护地。看看那些被战火一路追赶着逃难的人们吧，他们或翻山越岭，或逆长江而来，既有达官贵人、商界大佬、学界名流、莘莘学子、演艺明星，也有士农工商，以及没有一块安宁的地方摆放一张书桌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当然更多的是那些身无分文的普通百姓，他们浑身布满战火的硝烟，满脸丢失家园的凄惶，在重庆码头上次第登岸，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不论他们是穿西装、长衫、学生装还是衣不蔽体，都背负着一个令人悲愤、同情的名称——战争难民。不过那时重庆人并不把自己的同胞当难民看待，而是大度地称他们为“下江人”。（注：主要指抗战后从江浙一带逃难到重庆的人们，后来泛指长江下游一带甚至东北、华北地区的外省人。）这些“下江人”既给重庆带来了住房的紧张、街道的拥挤，物资的匮乏，也带来了权势的变化，商业的机遇，文化的更新，生活的活力，甚至还给淳朴耿直的重庆人带来了许多新的观念、新的视野、新的时尚。对生活稍微宽裕点的太太小姐们来说，她们从“下江人”那里学会了腰身越收越紧、开衩到小腿的旗袍、玻璃丝袜（即蕾丝袜），学会了烫发、纹眉，用法国香水，以及追逐从上海和香港走私来的各类舶来品，中式旗袍上海的料质佳，西式衣裙香港的做工好；民众则认识到了日本鬼子有多么残暴、沦陷的国土有多大。而蔺佩瑶，则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一个“下江人”。

一个人的形象开始在初涉情海的少女脑海里勾勒、描绘，并逐步丰满、高大起来。他如何冲破了日本人的封锁线，从敌占区逃亡了出来？又如何跨越了万水千山，从遥远的东北一直流亡到西南的重庆？他饿吗？累吗？遇到过危险吗？路上乞讨过吗？晚上投宿在哪里？有没有像古装戏里那些进京赶考的书生巧遇多情的女子？哎哟，我的妈吔，他如此出众，现在不会有女朋友了吧？蔺佩瑶已经从侧面了解到，刘海是球场上的英雄，长跑也凶得很，常常把第二名拉下一圈（人家都跑过大半个中国了，操场上那几圈，还不是小菜一碟）。蔺佩瑶痛恨自己为什么不多去球场看男生们打球。她不喜欢对抗激烈的运动，体育课时她只喜欢游泳，或者去跳踢踏舞。嘉陵江边长大的孩子嘛，发洪水时她都敢下江。

好吧，就让爱的情感像洪水一样滔滔而来吧。有时在宿舍里，女孩子们会缩在各自的被窝里谈论爱情，以及什么是世界上最浪漫的爱。蔺佩瑶记得自己说过一句最傻也最诗意的话：就是长江和嘉陵江在朝天门外拥抱在一起。

17岁的少女把自己比为嘉陵江，把恋人比为长江，这大约是蔺佩瑶最为诗意的一段人生。恋爱中的人儿都是诗人，更何况初恋。“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不是蔺佩瑶此刻喜欢的诗；“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才是深受单相思煎熬的蔺佩瑶魂牵梦绕的境界。长江啊长江，嘉陵江哦嘉陵江，你们各自翻越了崇山峻岭的重重阻隔，终于可以在朝天门外相拥相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