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钱，别喝啦，有两个日本人来重庆了。”

钱嘉陵当时没好气地说：“要我切（去）爪（踢）他们两脚唛？”

邓子儒说：“你们这些小崽儿，说起日本人，就晓得打打杀杀，人家是来帮我们的。”

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开庭受理重庆大轰炸索赔案之前三年，两位日本律师斋藤博士和梅泽一郎在一个春日里来到重庆，那时他们一方面不受重庆人信任，另一方面又被看作是当代的“白求恩”。哪里有免费为我们打官司的律师呢？还是状告日本政府，未必他们不是日本人嗦？首次和受害者的见面会上，斋藤博士就说自己是“老重庆”，中国一开放就来到重庆工作过，当年还曾和重庆市长一起吃过饭；而梅泽一郎律师则谦逊地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是倭寇，我是你们的代理律师。打倒倭寇。”当时在场的无论是官员、中方援助律师还是大轰炸受害者都很纳闷，这两个日本来的律师，是不是脑壳起包（注：指脑子有毛病。）哦？

但是两个日本律师的解释让大家释然了，他们说我们不仅仅是在帮助你们，更是在帮助日本。日本政府直到今天，还在奉行不鉴史、不服罪、不理赔的‘三不’政策。这让日本就很难获得亚洲各国的信任；日本的战争罪行如果不得到清算，日本的和平就不会长久。如果日本政府能够向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实施可行的赔偿和救援，既可向世界表明，日本政府也像德国一样，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政府；我们司法界如果能为重庆的受害者伸张一次正义，也是为日本挽回一点颜面。

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们过去从来不知道可以向日本政府打官司索赔，也不知道自己的苦难也是见证我们国家抗战历史的一部分。日本侵略者大轰炸犯下的战争罪行浸透了他们家族的血泪记忆，而斋藤博士和梅泽律师却是他们第一次亲眼见到的日本人，他们和人们印象中的日本鬼子差别怎么就会那么大呢？他们和蔼、谦逊、对自己国家犯下的战争罪行有深刻的反省和谢罪。斋藤博士还介绍说，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志愿为中国人打官司了，从1995年第一起中国劳工索赔案——“花岗劳工索赔案”，到湖南常德细菌战索赔案，辽宁“平顶山大屠杀案”等，他们都曾代理中国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

随着双方的合作慢慢深入，友谊逐渐加强，人们才明白，此“倭寇”非彼“倭寇”，他们是日本政府的“麻烦制造者”，是我们的朋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敌人。

82岁的斋藤博士个子矮小，面色冷峻，眼神忧郁。作为原告团日方代理律师团的团长，他既是战争的见证者，也是东京都法律界的老前辈，战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部。中国刚刚开放不久，斋藤博士就作为率先进入中国西南市场的几家日资企业的法律顾问来过重庆。那时他对重庆的感觉是：战争都结束了几十年，这座城市仿佛刚刚从废墟中苏醒过来。“废墟”这个词，战后才出生的梅泽律师不会有太深刻的印象，而斋藤博士在少年时期，曾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国家成为美军无差别轰炸下的废墟，也曾在《朝日新闻》这一类的报纸中看到过废墟般的异国城市重庆。应该说他对重庆的第一印象，就来自帝国海军航空队对这座城市的无差别轰炸。战争时期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昭和15（1940）年由帝国海军航空队的摄影记者拍摄的一张照片：在96式陆地轰炸机的机翼下，扬子江和嘉陵江包裹的山城半岛上，覆盖满了黒郁金香开放一样的冲天烟柱和滚滚烟尘，看不到一座房舍，更看不到一个人，只看到一片开满战争邪恶之花的山城半岛。这张照片的配图文字是这样描述的——

“我海军航空部队迎来夏季绝好的空袭季节，终于把‘蒋介石之都’笼罩在战机的凤翼之下。号称400余州的支那，蒋介石政权无论到何处去，只能悲叹天下已没有隐蔽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