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流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这句摇滚歌词，如果上溯七八十年，同样适用于当年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其父载沣不是不明白，只是无奈！命运强加给溥仪一顶皇帝的帽子，然后很快“摘掉”。溥仪则不由自主地在皇位的“惯性”下，为了这顶帽子去竭尽所能，甚至成为汉奸……

人生如戏，来不及细细思量，太多的冲突急不可待地轮番“上演”：三岁稚童哭喊声中的“登基大典”、三年后随着退位诏书的颁布而成“逊帝”、深宫光阴的荒唐无度、寓居天津的矛盾挣扎、“张勋复辟”中的惊鸿一瞥、东北伪满时期的傀儡执政、被俘后远至苏联及抚顺改造、特敕返京……溥仪在多方人士帮助下，撰写《我的前半生》时，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是准确的：“……他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他的。其实，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在那样的旧制度下产生这样一个皇帝，那是合乎情理的。”

是的，一个三岁的孩子能对历史负什么责任呢？儿时的溥仪，睡梦中都不会有“皇帝”的影子。正当学龄前启蒙教育期，蓦然间被推上“九五之尊”。嗣后虽为逊帝，然而清廷遗留下的种种陈规依然“诱导”着这位特殊的皇上。在《我的前半生》中，多个情节叙述着主人公与众不同的“成长”经历。

情节一：退位诏书颁布后，清室优待条件中的“尊号不废”、“岁用四百万两”、执事人员照常留用等看上去还算不错的条款，让溥仪得以在初识人生滋味的时候，坐拥皇帝“身价”。在多位晚清遗老的诸般“培育”中，慢慢膨胀着空中楼阁般的所谓帝王之“范儿”。

“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

“这，这是杏黄的吧？”

“瞎说！这不是明黄吗？……这是明黄！不该你使的！”

“嗻！”

一个简单的“嗻”字将天真无邪的兄弟情感拉向遥远。年仅十一岁的小小皇上，已是如此看中自己“着黄”背后的“帝王之尊”。

情节二：见怪不怪的还有每日的排场。溥仪每天到毓庆宫读书、给太妃请安、偶尔去趟御花园，身后总会有条甩不掉的“尾巴”。每逢去颐和园就更不得了，几十辆汽车相随之外，还要请民国警察沿途警戒，一次要花几千块大洋。此外，大罗伞、雨伞、旱伞、衣服、茶点食盒、热水壶、茶具、急救药等“道具”更是难以枚举。在此情形下，铺张二字，早就印刻在了少年溥仪的内心深处。顺理成章的结论便是，非如此，拿什么来彰显皇帝身份？

情节三：进宫后，虽然先后有过五位“皇额娘”，然而溥仪却从未享受过真正的母爱，甚至连吃饭都从未能“进得香”。六岁时有一次栗子吃多了，因为怕撑着，竟有一个多月时间只许喝糊米粥，并且抗议无效。饿急了的时候，竟然吃起了喂鱼用的干馒头。最严重的是，有一次溥仪一连吃了六个春饼，这对一个正长身体的孩子来说原本没什么，但领班太监却异

想天开地发明了一个消食的办法，叫两个太监左右提起溥仪的双臂，砸夯似地礅了一阵。

消食之外就是“消火”。每逢溥仪发脾气，就会被关进一间小屋，无论怎么叫骂、踢门、央求、哭喊都没人理，直至哭够喊够“败了火”，才会放出来。就这样，消食、消火的饥饿与恐惧，加上万人之上的优越感，身体与心理上的失衡已是顺理成章。

情节四：称谓上，无论太后、太妃还是本生父母、祖母，一律称溥仪为“皇帝”，名字和乳名反倒不曾有人提起。十三四岁的时候，皇帝当然也会像普通孩子那样喜欢新鲜玩意儿。一个太监给他制作了一套民国将领穿的大礼服、帽子上插着像白鸡毛掸子似的翎子，还有军刀和皮带。溥仪穿戴起来，洋洋得意。谁知“首席母亲”端康太妃却大为震怒，把肇事太监责打二百大板并发落到打扫处充当苦役不说，还对溥仪大加训斥。用溥仪后来的话说就是，这类的管教，只能让我更觉得自己与常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