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道路上有时会遇飘意想不虱的机遇。 如果你具备了接受机遇的条件， 会更主动、积极地面对新的挑战你就会改变自己的人生。2000 年 8 月 28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 因为从屹我走上了818天申博的艰难历程， 有幸成为申博成功的参与者与见证人。
     从我走进上海申办 2010 年世博会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 上海申博办)的第一天起，到 2002 年 12 月 3 日中国申办 2010 年上海世博会获得成功，甚至到今天，凡是熟悉或者认识我的 人，总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问我相同的一个问题：你是医学教授，又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副校长(现改名为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怎么会参加申办 2010 年世博会? 这似乎与你的背 景毫无关系。
     我的世博机遇源于 2000 年 8 月 22 日。当时下午 4 点多，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老红楼 408 大教室，正在召开全校部处长 以上干部大会，这是每年暑假结束前，学校例行的一次部署新 学年工作要求的会议，范关荣校长正在作关于“提高教学质 量、培养复合型医学人才”的专题报告。
     盛夏的上海，天气格外燥热，身处在 100 多人的教室里更 显得憋闷，会场里无人走动，鸦雀无声，好在报告快结束了。 突然，身上携带的 BP 机不断地振动(那时手机还未普及)，我 一看是校本部分机号的呼叫，心想反正报告快结束了，而且校 领导都坐在前排，应该没什么急事，等大会报告结束再回电也 不迟。可没想到这“不听话”的 BP 机一个劲地连续呼叫。“按兵不动，再回不迟”，正当我“坚守”这一决定时，校外事处的胡惠莉老师急匆匆地走到 我面前，轻轻地但又十分着急地告诉我“：快去接听电话，市领导在找你。”我急忙随胡 老师到会场外接听还未挂断的电话。原来，电话的那头是上海教卫党委项伯龙副书 记，他通知我第二天下午 2 点半到市委，市委领导要找我谈话。当时，项伯龙副书记 并没说市领导要找我谈什么。我也始终理不出头绪来。从 1992 年 2 月起，担任二医 大副校长已经八年多了，还没有一位市委领导找过我，这肯定不是一般的事，而且事 先没有一点“风声”。猜了半天，我唯一想到的可能是市领导想了解有关卫生改革或 医院体制改革的情况。
     1976 年，我从二医大口腔专业毕业后，全班 100 位学员各奔东西，就我一根“独 苗”留校担当学生专职辅导员。1984 年在二医大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担任常务副院 长，1992 年离开第九人民医院到二医大担任副校长，公共卫生事业管理系主任。我 由于长期从事医院管理研究，也发表过不少论文，参加过一些国际国内论坛、研讨会， 当时被卫生部聘为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后来连任三届)，并是二 医大系统唯一的一位专家委员会委员。但是，我仍然对即将到来的市领导谈话没有 底，因此想从项伯龙副书记那里打探一点“内情”。
     第二天上午约 10 点多，在征得项伯龙副书记同意后，我匆忙赶往位于市政府的 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办公室。项书记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大致向我透露了下午市 委领导要找我谈话的主题。原来，中国已决定申办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根据市委市 政府的要求，从教育系统抽调干部充实到上海申办 2010 年世博会领导小组办公室。 选调干部的基本要求须符合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现任副局级干部，要年轻有闯劲；二 是有国外留学或工作的背景，外语比较好；三是有参与国际活动的能力与水平，有涉 外工作的经历。经市教育党委研究决定，考虑到我的经历和能力就推荐我去接受市 领导的谈话。后来，市教育党委组织处桑秀藩处长告诉我，当时市领导要求市教育党 委尽快推荐两名候选人，由于时间紧迫，王荣华书记就决定先推荐我为第一候选人， 如不满意再推荐别的同志。
    短短几句话，项伯龙副书记说得非常肯定，对我充满着信心和希望。作为一名年 轻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长期接受党的培养、教育，我知道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哪怕 是申博不成功，重新回到学校，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锻炼。因此，我当时的表态也很 积极、肯定。可说实话，那一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对世博会毕竟“一无所 知”。为了更好地准备谈话，我立即做起了准备：连打几个电话给我熟悉的领导、朋友、同志，可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对世博会的了解并不比我多。因此，直到下午去康平路168 号的时候，我对世博会的概念还是停留在 1999 年云南昆明举行的 世界园艺博览会，或者是我们经常去 观看的展览会。
    8 月 23 日下午两点半，我怀着既 紧张又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市领导的办 公室，紧张的是以前虽然有机会坐在 台下聆听市领导的讲话，可与领导面 对面近距离的谈话，毕竟还是第一次。 不安的是怕市领导问及有关世博会的 1986- 1987 年在美国北卡罗莱那州立大学公共 问题，我的所知太有限了。没想到市 卫生学校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参观美国白宫 领导的谈话并不是一问一答式的“考试”，而是轻松的对话，这令我紧张不安的心理一下子得到了放松。现在回想起来，当 时市领导问得最多、最细的，还是我在国外学习的情况和涉外工作的经历，特别是 1987至 1988年我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学校卫生政策与管理系做高 级访问学者的情况。在面谈中，市领导还不时地用英语问我好几个问题。
     1 985 年，美国非盈利性七大基金会之一的凯洛克基金会(K ellogg Foundation)首 次在中国挑选六位与医学教育、培训、管理相关的高级访问学者，前往美国进行为期 三年(1986年- 1988年)的交流。在二医大时任校长王振义教授的推荐下，经过美国 凯洛克基金会高级顾问的英语面试和能力测试，我最后幸运地被录取。除了我以外， 上海还有原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张明岛、市卫生局科研处处长刘永良，此外还有北 京的三位同志。该项目共20多人，来自18个国家。根据协议规定，凯洛克基金在三 年期间资助10万美元，包括在美国的学习生活费等(后来又追加了2万美元)。在这 三年期间，除了有一年多时间集中在美国学习外，凡是与我申请的基金会项目《医院 中层管理干部的培训模式与实践》相关的国际学术活动，只要我向基金会提出申请， 就随时可以参加在任何地方召开的国际会议。因此，我先后多次去美国、印度、英国、 新加坡、澳大利亚、巴西、哥伦比亚、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多次在上海和日本担任国际 学术会议的秘书长，后来还成为国际卫生论坛会员、国际卫生教育理事会常务理事 等。三年会员期结束后，本来我们有机会向美国凯洛克基金推荐第二批会员，后来由 于某原因，这一项目就此搁置了。在- N 大和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担任领导职务期间， 我长期分管外事工作，特别是全程参与了二医大和美国Hope基金会共建上海中美儿童医学中心的合作项目，从中积累了不少涉外沟通、谈判、合作的经验。
    原定半小时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市领导除了反复强调中国申办2010 年 上海世博会的重大意义之外，更多的是对其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这一岗位提出了 工作定位和要求——主要负责组团外交游说、拉票、对国际展览局成员国的研究、投 票预测与分析等。市领导还特意强调这一岗位的“政治性和保密性”。
     下午4点，从康平路168号回到二医大，我径直去找二医大党委书记赵佩琪教授 汇报市领导的谈话情况，谁知道一交谈，才知道赵佩琪教授已被市委组织部叫去，详 细介绍我的全面情况，市委组织部还仔细地查阅了我的档案。
     8月26 日，也就是市领导找我谈话的第三天，我接到市委组织部的通知，要我正 式到市委组织部报到。第一位找我的是罗世谦部长，他语重心长地与我谈了很多，特别强调了这次申办工作的重大意义和我这一岗位所负的责任，要决不辜负组织的期望，一心一意把申办工作做好。最后还问我有什么要求。当时，我心无他念，只是感 到这是党组织对我的信任，也是人生的一次历练。人是需要有压力的，能力与水平也 是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积累的。从1985年第一次出国到日本参加国际会议，我已经 去过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也算经历过一些场面，积累了一些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 所以，我还真没感到有什么负担。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可能对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估计不足。
     因为我是市领导直接亲自面试的借调干部，所以市委组织部的领导都很重视，申博办归El市外经贸委党委，因此分管市外经贸委系统的市委组织部周鹤林副部长的谈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你的工作非常特殊，有的只能做，而不能说，不要忘了中国是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全身心地投入，要大胆工作，一定要克服困难，确保申办成功”。 “你要全身心地投入，要为教卫系统的干部争口气，做个好榜样”。十年后，每当我和 周鹤林副部长在市政协见面的时候还少不了谈起十年前在市委组织部谈话的那一段 难忘经历。
    那天晚上我毫无睡意，脑海里尽是领导对我的嘱托和期望，像是上“前线”一样。 后来，有的同志对我说：你这次去是有风险的，万一三年申办不成功，你还得灰溜溜地回来。可是，我想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党组织选择了我，我必须要讲政治、讲大局，要竭尽全力去把它做好，这是光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