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不同的人，说辞都不一样。我先打量他们，判断用哪种说法最可能打动他们，然后趁热打铁！譬如，某人或许对社会服务的发展感兴趣，另一人或许对“商务”的论述有兴趣……我都告诉他们，我是义工，除了因为知道我所作所为将为裨益而得到满足之外，我不会得到什么；而因为他们无法效劳，我现在要让他们有这份荣幸提供财务支持。我发现，我是个义工，光凭这一点就令他们印象深刻。我真喜欢这份工作！这些男士都很有礼貌、似乎很感兴趣。他们大多是外国人。我想，他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关心中国事！……

我一向带一位年长的女秘书做伴，但都由我出面讲话，因为诚如我说的，一个中国女子出口吁求，要比洋人开口来得有用……我到办公室，一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我认为，戴上漂亮的帽子，扑上厚厚的粉遮住鼻子油光，再穿上昂贵的裘皮大衣，再没有比它们更能让人有自信的感觉。盛装出现，保证可以得到更多的捐款。因为男人如果捐的钱还不够买我脚下穿的鞋子，会觉得很丢脸！我从不说要钱做善事，我总是说要给他们特殊难得的机会，捐钱给日后他们可能会受惠的事，因为中国社会若有进步，他们在中国经商获利的机会就更大。我很喜欢这份工作，也有汽车供我使用，不必浪费力气，可以保留精力多拜访一些人。

回到上海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美龄开始思考婚姻问题，向好友埃玛建议该结婚，又说她本人认为“女人若不结婚，会觉得人生失落，仿佛被骗走了人生……如果没有小孩，又有什么好期待的？”

埃玛最近才和某个男子有过感情上的危机，美龄为了安慰她，有时理性、有时不够理性地整理出自己对人生、爱情和责任的看法，向埃玛诉说：“你也不确定该走哪一条正确的路，或者是否有所谓正确的路存在……我也有过类似你遇上的经验，只是，我很确定我要什么，可是上帝却不愿给我……我注意到最成功的男人往往不是具有天才大力量的人，而是对自己有最大的信心，进而催眠了别人接受他的信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