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荣带着陆锋第四次来到北京。这次来，是要作一个重大的决定：陆锋是否接受澳大利亚人工耳蜗公司提供的多导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做，还是不做？

这个问题与哈姆雷特王子的著名命题一样沉重，已经困扰她一年了。陆荣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与负担。

尽管她已经从各种途径详尽地了解了国际上多导人工耳蜗植入的发展情况；已经多次咨询过国内最权威的耳科大夫邓元诚、韩德民、曹克利等，了解产品与手术的各个细节；已经与那位成功植入多导人工耳蜗的台湾女士做过面对面的交谈，但看着这份协议书，陆荣还是感到下这个决心很难很难。

她的态度对陆锋的最后决定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她在作这个决定。她知道，弟弟从心里渴望着重新听见声音，重新找回自己失去的一切，如果手术成功，意味着弟弟有可能重新回到有声世界来，这将改变他今后的生活质量，将影响他整个生命；如果手术不成功，意味着陆锋身体多吃一遭苦痛，精神上再遭受一次失败的打击。

陆荣最担心的是手术风险，她怕手术一旦失败，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在权衡了各种利弊和风险后，陆荣坚定地点头：做！

陆荣把期望值放得很低。她希望手术效果只要让陆锋听到声音就行，只要让弟弟在马路上能够听到汽车喇叭声，听到关在门外的父亲的敲门声就行。

陆锋一直期待着姐姐的决定，当看到姐姐终于下了决心时，他笑了，他为自己拥有这样的姐姐感到深深的幸福。他飞快地在协议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陆锋与陆荣，这一对姐弟站在一起，并肩迎接命运的重大挑战。

他们没有把过多的细节告诉家中的父母，他们不忍让日见年迈衰老的父母来参与这样艰难的抉择，他们不愿父母再承担更多的担心和忧愁。他们只想把平安与喜庆带回家去，他们只想给父母带去安慰与欢乐。

假如手术能够成功的话。